刘明福报告实录: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化解社会高风险
主报告人：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原所长 刘明福<br/> 提要：目前中国有三个最：第一个是处于建国以来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第二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富人和穷人矛盾最突出的时期，第三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各种社会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最多的时期。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尽快建立中国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键是解决好“两化”问题和“两仇”问题。“利益协调”牵引“心理协调”。建立的利益协调机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分配问题，而是要从国家发展目标的层面上着眼于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真正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使人民感到幸福。<p><br/> 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分配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蔓延。目前中国有三个“最”：第一个是处于建国以来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第二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富人和穷人矛盾最突出的时期，第三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各种社会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最多的时期。现在每年群体性事件十万多起，为什么会出现三“最”这种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子在人的利益问题上。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必须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尽快建立中国的利益协调机制。<br/>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系到化解社会高风险，关系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建成和谐社会。<br/> 我们现在所讲的利益协调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要从人民内部矛盾讲起。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回答和解决的具体问题也很多，我今天主要是从战略思维的角度与大家做一个交流。</p>
<p><br/> <strong> 利益协调机制是整个社会的保险机制<br/></strong> 利益协调机制是整个社会的保险机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必须发挥的创造性，主要有三层意思。<br/> 第一层意思，利益矛盾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利益协调是社会稳定的生命线。<br/> 马克思认为，追求利益既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还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说过，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革命导师的论述告诉我们，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人的立场，利益决定人们的感情。可以说，利益的差别、利益的矛盾、利益的纠纷和利益的冲突，这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终根源。<br/> 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要有很多的和谐：基础的和谐，观念的和谐，利益的和谐。其中要害就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包括多方的和谐，主要有两个和谐：一是官员和百姓要和谐,二是富人和穷人要和谐。要以这两个和谐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和谐，如果这两个和谐不好，其他的都是空谈。<br/> 利益协调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平衡。我说的平衡不是平均主义，但必须平衡，要防止和解决社会利益的失衡，一失衡就麻烦了。我们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主要是要防止两极分化继续扩大的问题。<br/> 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有密切关系，阶级分化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分裂，当利益分化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一定限度，就形成了分裂。这种对抗性的利益差别就上升为阶级差别，原来并不突出的阶层矛盾就会发展恶化成为阶级矛盾。所谓阶级矛盾实质就是一种利益矛盾，但它不是一般的利益矛盾，而是发展成为对抗性质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差别。我们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不是建立吃大锅饭的机制，而是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平衡社会利益，防止利益差别演化为阶级差别的一种好的机制。如果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不起来，我们的社会就会分化，就会混乱，而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来，发挥作用了，就能够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就能够把握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生命线。<br/> 第二层意思，利益协调机制是社会抵御风险的保险机制。<br/> 有句口头语叫做，上保险了没有。一个人需要上保险，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需要上保险，而利益协调机制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保险机制。当然个人保险和社会保险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个人保险是出了事情以后给你一笔钱，而国家保险则是想办法通过利益协调尽可能不出事，即使出了事情也能够及时化解风险，不至于酿成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说利益协调机制是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保险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缓冲器，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防火墙。<br/> 第三层意思，中国现在要进行第三次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创新。<br/> 一个社会的政治格局是由这个社会的利益格局所决定的。政治格局代表并反映利益格局，而利益格局又支撑和保障政治格局。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基础问题、支柱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协调和稳定。我们分析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它进步发展的程度，首先和关键的问题就是从解剖这个社会利益格局入手。<br/>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给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带来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干革命打天下，30年革命从打土豪分田地，打破了原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的利益格局，人民翻身得解放，一个新的利益格局建立起来了。建国之后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建立中国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学习苏联，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进行了“一大二公三平四调”，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利益格局出现了。应该说，这种利益格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一定的社会基础上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它的局限性很大，特别是后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束缚了人们生产和创作的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又带领我们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打破一种利益格局，就是改变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打破了大锅饭，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这个利益格局在迅速变化中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就是社会利益开始多元化，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利益主体多样化，原来的阶级阶层发生了分化，从原来很简单的工农兵学商，转为利益社会阶层复杂化、多元化，新阶层不断产生，像民营企业主阶层、科技人员队伍、外资管理者集团、中介组织从业者队伍、自由职业者阶层、官僚资产者等；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快速升高，达到了0.49，早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使利益差距问题、利益分化问题非常突出。<br/> 导致我们国家贫富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体制转换中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利，有些人不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致富，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非法的途径得到暴富，像偷税、漏税、骗税、抗税，将国家税金变成个人财产。还有国有企业改制中化公为私，有的官员利用权力迅速获取灰色收入，还有走私贩毒、组织卖淫等各种手段来夺取不义之财。上述不正常现象加剧了中国贫富对立和利益冲突。这样一来，客观形式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在国家利益格局问题上必须进行第三次创造、创新。这就是从毛主席领导30年革命打破旧社会利益格局，到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又30年打破平均主义利益格局，到现在第三次创新，要以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来解决中国社会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问题，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和谐的社会利益机制。当然这个任务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前两次都用了30年，那么我们再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真正彻底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br/> 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温总理说，中国经济壮大了，蛋糕怎么切就成了个问题。把蛋糕做大不容易，把蛋糕切好同样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我们看到在若干年前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抢速度、促发展、抓GDP，把中国先富裕发展起来。这对不对？对，今后也要继续坚持。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把人民群众的尊严问题，把如何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的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了。有人说在持续高速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是利益关系变化最快的国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利益差别最大的国家，所以中国也成为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最为迫切的国家。利益格局不调整，中国的政局就不可能稳定。利益协调机制不创新，中国的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br/>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艺术是卓越的，我们党的改革艺术创造了古今中外改革历史上的奇迹。改革一般是很难成功的，特别是大的改革，多数以悲剧告终。而中国共产党成功了。按照西方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早就应该垮台了，现在不但不垮台，而且越活越有活力，越有干劲，朝气蓬勃，带动国家民族前进，创造了奇迹。我们党的这一切艺术归根结底或者说最重要的就是利益协调艺术，这是最深层次的艺术。会不会利益协调，善于不善于利益协调，能不能搞好利益协调，这是最重要、最关键、难度最大的。善于协调利益，搞好利益协调，这既是我们党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也是新世纪、新阶段下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检验。到底能不能过了这一关，能不能交出合格的答卷，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对我们的党充满信心，完全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p>
<p><br/> <strong>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键是解决好“两化”问题和“两仇”问题<br/></strong> “两化”问题就是西化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两仇”问题就是仇官情绪和仇富情绪。<br/> 现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要应对外部挑战的“两化”问题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而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两化”问题是严重的腐化和越来越加剧的两极分化。这“两化”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建立和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协调官民利益的机制，同时又是一个协调贫富利益的机制。<br/> 首先，协调官民利益的关键环节是反腐败。<br/> 要坚决铲除腐败官僚的腐败利益。中国现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最突出的是官民矛盾，中国的利益差别首先是官民之间的利益差别。所以，化解社会高风险首先是要化解官民矛盾的高风险。<br/>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国家以来，自从有了政府、有了官员以来，官民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战略性矛盾，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官一切都管，官民矛盾更是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对抗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所以，我们讲和谐社会、和谐利益，首先是官民和谐，是执政党与民众和谐。有不少专家指出，现在的官民关系是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期，现在的官民利益差别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时期，我同意这种看法。<br/> 导致官民关系紧张和恶化的首要因素就是一些官员大肆谋取贪污腐败的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达到一百多人，其中因为贪污贿赂的占53%。2009年有将近20个高级干部腐败案件。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我们现在的悲哀在于恰恰是那些负责抓稳定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特权和腐败而成为社会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成为加剧社会不满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中国历史上，我们看看破坏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是老百姓。主要是官员。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官民矛盾引起的，官府腐败，民不聊生。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于朝庭和官府腐败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整个社会的利益失衡，社会没有秩序可言，老百姓只好揭竿而起，通过农民起义，通过武装斗争来协调社会利益。现在，我们在腐败方面、在利益差别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下面一些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吸引度不够，有了冤屈、有了问题、有了困难他们要到中央上访，这体现了对党中央的高度信任。有的地方仇官情绪激烈，这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但我们还可以有效应对风险和有利化解风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人民群众反腐不反共，人民群众信任共产党。这是我们巨大的政治优势和政治资源，是社会稳定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要珍惜这个优势，进一步维护中央的威信和形象。<br/> 反腐败协调了官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廉政建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这个问题要抓，任其自流是不行的。<br/>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透明国际发布的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西兰、丹麦、瑞典、新加坡名列前茅，中国下大力气反腐得到的分数是3.6，低于及格线5分，这说明我国反腐形势很严峻。近年，全国每年发生的大约10万起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腐败事件的背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收入、半腐败性质的灰色收入数量巨大，影响极坏。我们有效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要把这部分腐败利益和灰色利益协调掉，要不这个东西害干部，害国家，最后在人民群众面前失去威信。<br/> 铲除腐败利益、协调人民群众和官员利益关系，要依靠制度；对腐败分子要进行政治教育，要进行道德教育，但作用往往不是很大。因为这些人往往是腐败成瘾，虚伪成性，投机成习。这些人都是在主席台上教育别人的能手，又是在台下腐败的强者，还有一套官商勾结的办法。因此，有教育，更要有制度，所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但是，现在看来，领导干部的财产光向上级报告不行，应该与世界接轨，要向社会公示；领导干部光是接受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够，还要自觉接受社会大众和媒体的监督。一位老干部就说过这样的话，过去讲的是领导带头艰苦奋斗，现在艰苦奋斗是群众带头；过去是领导监督群众，管理群众，不要违反纪律，不要出问题，现在是群众监督领导，不要贪污腐败。我们的一些干部现在到底是怎么了？这个问题发人深思。<br/> 其次，要协调贫富利益的核心问题。<br/> 协调穷人和富人的利益，核心问题是要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让少数人独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现在这一部分人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流油，富得吓人，富得危险，富得可怕，不仅对国家危险，不仅对人民危险，而且对于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危险。现在必须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必须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让全体人民全民都有体面和尊严，要有少数人过度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转变到全国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br/> 认识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很有必要，尤其是当前中国两极分化问题，很有必要分析一下现在新产生的富人集团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中国崛起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财富集团的崛起。中国还没有实现崛起，而正在崛起，但中国的富豪集团就已经提前崛起、超前崛起、超常崛起。他们崛起的速度和规模、手段和方法，让一些外国资本家都吃惊。中国富豪集团已经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正在追赶美国，正在向世界第一进军。这个中国特色的富人集团无疑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不想否定他们，也不应该否定他们，但我们必须要说这一部分人他们过度占有或者说是过度攫取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任其发展下去，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会葬送掉他们自己。他们中一些人的行为不仅中国人民无法容忍，就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都看不下去，他们那些做法不仅在社会主义中国无法持续，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祸害。<br/> 新华社对中国富豪集团进行了调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国发达国家的富豪的财富在减少，而中国富豪的财富在暴涨。中国前100名富豪的资产净值增加接近三倍，亿万富豪的人数已经从24位增加到79位，是原来的三倍。2004年中国富豪榜前10名资产总量是704亿元，而2009年达到了3640亿，在五年中他们的财富是原来的五倍，发展惊人。2008年，中国可以投资资产1千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这些千万富豪一共持有可以投资的资产是8.8万亿元，而2008年当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是21万多亿元，就是说千万富豪的财富占比在40%以上。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家庭的数量是41.7万户，不包括房产和企业的价值，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中国半数以上的富翁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山东六个省市，其中北京、广东、上海这三个城市是最多的。在这三个城市中，北京最多，广东是第二，上海是第三。全国除了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千万富豪有14万3千名，亿万富豪有8800名。广东排名第二，广东的千万富豪有13万7千人，亿万富豪有7800人。上海排名第三，千万富豪有11万6千人，亿万富豪有7000人。<br/> 另外，他们是怎么发起来的呢？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富豪巨大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次是资本市场。人们对比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前400名富豪，在美国富豪榜的前400名中没有一个地产商，而中国富豪榜前400名中地产富豪有154个人。中国前10名超级富豪中有5个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有三个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中国前40名富豪中有19个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在中国富豪的群体中，房地产超过制造业，超过金融业，超过投资业，高居第一。有四成多的中国富人家庭是由房地产致富家庭，所以我们现在房价居高不下，全国人民省吃俭用买房子，每个人都为创造新的中国富豪做了贡献，出了力气。<br/> 另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富豪富得快。国外的富豪多数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打拼奋斗和长时间的积累，才使这个家族富裕起来。而中国大批的富豪用几年的时间就能够迅速崛起。国外的富豪有大批的人是继承了前面几代人打拼的成果，继承率在英国是25%，在美国是35%，而在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继承前人财富的人不到1%，99%的中国富豪都是短时间内自力更生迅速成为富豪的，可以说他们当代就能发家。这说明在中国发家最容易，暴富所用的时间最短，所付的成本和代价也最小。 <br/> 现在中国暴富阶层拉动中国奢侈品的内需。在深圳的小梅沙山顶有一处别墅里一个马桶就价值20万元。现在，北京的富人流行养马取乐，花费几十万元从英国、澳大利亚买来纯种马养放在北京顺义区的马场里，雇专人饲养，仅仅一匹马饲料的费用一个月就一万元左右。有的富人喜欢攀登喜马拉雅山，仅一次去喜马拉雅山就要花费50万元。北京有房地产商投资五千万元在郊区盖了个豪华别墅，除了周末休闲住一住之外，有十几间客房，有20多名工人在这个别墅里服务，别墅每个月仅电费一项就有五万多元。所以，中国有一个迅速暴富而且非常奢侈的富人群体。这里面问题不少，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并不是富人的幸福，不是他们的安全。<br/> 现在我们中国的富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他们抓紧向海外转移财产，抓紧办理绿卡，随时准备逃跑。现在中国的富人不幸福，富人不安全，富人不快乐，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一种富人焦虑症，有的富人平时身居俭朴，有的购买豪宅后要保姆和工人去住，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为什么？他们害怕，怕自己孩子和亲人被绑架；有的人全家搬到国外，自己在国内裸体做官、裸体经商，他们身上有绿卡，一有信号一听警报马上逃跑。温州的企业家中大约1/3的人有绿卡。北京一个富豪说，他认识的富人圈子里边大约80%的人打算办理或者正在办理移民手续，他们担心变了政策丢了财产，担心各种危险。<br/> 最近上海复旦大学调查了62个城市，92家商会，大约792名资产超过千万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其中有83.7%的企业家认为现在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要赶紧采取措施，缩小差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9年在全省进行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一个调查发现，影响社会稳定有三大因素：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贫富差距，第三是社会治安。<br/> 当年马克思为什么号召革命，就是因为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贫富差距太大了，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为什么要把传统资本主义推翻？就是因为传统资本主义的社会差别太大，所以马克思号召革命推翻、砸烂、代替、埋葬。后来，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对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呢？就是因为旧的社会主义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要消灭一切差别，这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提高。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强调要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呢？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要防止出现新的阶级差别，这可以说既是改革的深化，也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场不流血的革命，协调利益，缩小差别，全民共享，解决分配问题，就是为了防止将来出现流血的革命。<br/>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差别，它就没有动力，但差别太大，两极分化同样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1990年4月就指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他还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br/>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的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小平后来在1992年12月18日又讲，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强调，到20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br/> 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br/>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当初提出的原则设想，一是实行调节税，调节分配；二是用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富帮穷，一帮一，一块富；三是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胡锦涛主席多次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br/> 利益共享才有社会安定，利益独享没有稳定，利益协调才有安全。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富人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活在忧虑之中，许多富人感到不安全，他们把自己的房子盖得像一个碉堡，安上大铁门、电网，养上大狼狗，雇上贴身保镖，前呼后拥地跟着，甚至有的搞上了变相私人武装。而有的政协委员也提出要保护富人的安全，有的报刊提出让富人带枪实行自卫，有的人提出警察要给富人以特殊保护。我认为，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利益协调机制不建立，想再多的办法，中国的富人在整体上都没有安全可言的，必然会处于危险之中。<br/> 富人不安全，我们要破除传统观念，就那种认为富人不安全是来自穷人的愤怒和不满的看法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富人的不安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富人之间的内斗。根据一些调查显示，富人最大的危险首先是来自富人，富人之间也有互相竞争利益而互相残杀，这样的案例不少。<br/> 第三，要重视利益协调中的心理协调，努力转变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两仇”心理。<br/> 要疏导、引导普遍性的仇官、仇富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有“两恨”文化和“两仇”心理，就是仇恨官员和仇恨富人。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不是一般的仇恨官，而是仇恨贪官，仇恨那种官商勾结的官；中国老百姓不是一般的仇恨富人，而是仇恨那些来路不明的富人，仇恨那些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和道德败坏的富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仇恨，那这个民族和国家也没有正义和进取心。<br/>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种倾向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就是只要官民之间有矛盾，老百姓的舆论是一面倒。中国社会发生了某种深层次变化，一听是当官的，是公务员，一听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有人形容说，只要有群体性事件，在事件的漩涡之中那个官员或富人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现象真是中国官员和中国富人的悲哀，当官当到这个份上，发财发到这个份上，不是可怜是什么，不是悲哀是什么？ <br/>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富人与穷人密切联系的机制。我们过去说领导联系群众，中央要联系基层，现在可以说富人要联系穷人。富人要为社会多做好事，富人要为穷人多做善事。<br/>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官民密切联系机制。当官和老百姓，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要建立起密切联系的机制，有一个绿色通道。有的人民群众说，现在交通方便了，不等于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接近了；现在通讯发达了，不等于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多了。一些群众说，现在少数领导干部下基层满足于“围着路边转一转、隔着车窗看一看、端着酒杯谈一谈”。有的领导干部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转悠一阵子就算下基层了。有的群众议论干部说，五六十年代的干部，我们能摸到他的脚，因为都睡在同一铺炕上；七八十年代的干部，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干部在广播喇叭里喊；九十年代的干部，我们是看到的是烟，因为汽车一溜烟走了；而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领导干部的影，只能从电视上，影像上看到领导的电视影像。胡锦涛主席要求实行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基层开展活动，要求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胡主席和温总理还直接与网民在网上进行联系和交流。<br/> 我们再看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平均每天能收到4万封公民来信，他的助手要为他挑出10封人民来信，除了周末他每天都要看信，并且每天要亲自回信一封到两封，他用这样的办法保持着总统与民众的直接联系。<br/> 我们现在有必要大力提倡两个口号：一是密切官民关系的口号，如加强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官员密切联系百姓，领导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二是密切贫富关系的口号，如富人要密切联系穷人、富人要为穷人服务。我们说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不是好官员，而一个不愿意为穷人服务的富人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富人，一个富人如果对穷人没有感情，不愿意为穷人出点力、办点事，不愿意联系穷人的富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富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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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 创造中国财富分配的奇迹，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br/></strong> 由于我们国家最近30年已经创造了一个财富增长的奇迹，生产力迅速提高，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现在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财富分配的奇迹。怎么分？就是要从发展是硬道理，再深入到分配是硬道理，否则发展是硬道理就难以继续硬下去了。我们现在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我之所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是要强调我们要建立的利益协调机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分配问题，而是要从国家发展目标的层面上着眼于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真正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使人民感到幸福。<br/> 第一，创造中国特色的财富分配奇迹。<br/> 我曾经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三大创新不可少，有三个奇迹要创造。<br/> 一是要创造比“美式民主”更好的“中式民主”的奇迹。美国人老是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他们说错了，不能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只能说中国不是美国那种模型的民主国家，中国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当中国创造出比“美式民主”更好的“中式民主”的时候，那么“美式民主”的王牌就失去了在政治上遏制中国的作用，这是增强国内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战略需求，是增强社会主义竞争力的战略需求。<br/> 二是要创造比“多党竞争”更有效的“长治久廉”的奇迹。就是长期执政，但不腐败很廉洁的奇迹。西方国家已经制造了全世界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只有多党执政才能够有效制止贪污，防止腐败，他们认为一党执政是腐败之源，一党执政一定要出现特别阶层，中国就是要打破美式的政治定律。但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是否难以制止自身的腐败呢？这个问题既要从理论上做出回答，更要用实践来回答。我们必须走出中国特色廉政建设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的廉洁国家、中国特色的廉洁社会。富强的中国必须是一个廉洁的中国，中国特色的廉政之路就是既要坚持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体制，又要能够有效反腐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这是一个正在攻关和创新的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长期不能从根本上根治腐败，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受到挑战，多党制就会成为人们的政治选项。<br/> 三是要创造比“福利国家”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奇迹。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在创造力和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的奇迹之后，再创造一个财富分配的奇迹。一些中外专家预言，中国将从高度平均变成世界上最不平衡、差距最悬殊的国家。这是需要优先解决的，也是最严重问题。他们认为，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城乡差别、正式与非正式的差别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动摇中国社会稳定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中国需要再创造的这三个奇迹中，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是创造分配机制，而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就是创造分配奇迹的一个重要内因和重要保证。<br/> 第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下大力气抓好民生工程。<br/>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保证社会和谐，实现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奠基工程就是民生工程。当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中国的民生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看病问题，住房问题，衣食住行问题都是老百姓每天接触的问题，所以说民生工程由孙中山提出，在三民主义中就把这个问题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民生工程是个奠基的基础工程呢？因为民生工程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最基本的生命工程、生存工程、生活工程。我们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迅速补上民生的短板，你看老百姓对压在头上的几座大山反应强烈，这几座大山基本上都是民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夯实民生这个稳定社会的基石。<br/>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中国很多的民生指数严重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中外一些机构的评估，目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列世界第81位，处于中等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在世界第129位。中国医疗卫生水平排在世界第144位，医疗公平性则是全球倒数第四。中国的安全生产指标比发达国家差几倍、几十倍。<br/> 中国现在发展的最大的瓶颈来自社会基层或者社会底层民生的困境。民生水平的落后使一些民众常常处于对生活的焦虑和不确定感，甚至是恐惧感之中。特别是有些涉及到基本生存底线和基本生活保障的难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冲击动摇支撑中国崛起的基石。所以，建立中国利益协调机制必须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全心全意下大力气，千方百计想办法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把解决民生问题这个燃眉之急突出出来。利益协调机制要有抓手，从老百姓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去突破、去建设、去加强。<br/> 第三，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目标前进。<br/> </p>
<p>**** Hidden Message *****</p> 的道德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高宏存：文化创新：建成小康社会力量源泉
时间：2012-11-19 09:55:07来源：作者：浏览：87次
作者：高宏存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文化部教授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文化局，和文化局的各位领导就十八大报告的相关内容做交流。实事求是讲，我今天来只能给大家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学习体会，应该说时间还很短。
关于十八大报告我们说亮点特别多，客观来说新的论断、新的观点、新的思想与以前相比，至少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实事求是讲还是有很多的。我先说两点海外媒体对它的评价，我先读一段。昨天俄罗斯的一个媒体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中国GDP在1981—2001年期间增加了30倍，年均9%，中国人的财富比美国人增长快4倍。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差距从60倍缩小到10倍”，当然他指的是30年，另外今天我们国家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20倍，比起印度来讲我们也是接近20倍的规模，这是俄罗斯媒体讲的这段话，说中国人不仅改变了自己而且改变了世界。
今天作为世界知名媒体的BBC有一段简短的评价，我为什么引出这个评价，是和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有关系。BBC讲“新一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记者的表现，他的讲话似乎很平实，应该讲非常简短平实，非常贴近老百姓的大白话”。他们这种评价恰恰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主要从文化的视角，和大家交流这样一个问题，我心里应该讲也很忐忑。论具体工作我不如大家熟悉，我作为谈十八大报告的认识体会，我们要有政治的高度，这是应该的。同时作为一个研究者一定要有学者自己的角度，如果没有理论深度似乎也有些问题，那让大家看报告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知道，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我们了解了很多，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有政治的高度、学者的角度、理论的深度，还有我们实际工作应该要有关联度。谈到这些问题，大家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也不需要解读十八大报告了，能否做到的评分标准在大家手里。
应该说十八大报告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国际社会，也包括中国社会，从一个收入水平已经迈入接近或者说已经是中等收入，逐渐要走向国富民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路。因此我们社会处在大转型的特殊时期，这是我们理解十八大的一个时间的节点，所以海外媒体特别强调，实际上十八大报告，如果我们看作它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有它的道理的，这是在我们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国家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全面建设实实在在地在推进，而中国社会转型也步入了中间的深水区，有人称为“中期深水区”，暴露的问题非常多，这是实际情况。我们现在改革进程当中，感觉到有些问题改不动了，用一个基础术语来讲，我们社会有点“被锁定”了，这很可怕。因为我们很多方面制度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旦进入被锁定状态的话后果很难设想。
这一次总书记报告里谈到“我们既不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整个思想领域的交锋对立的情况是很严重的，5月份的时候国信办关闭了“毛泽东思想体制网”，为什么要关闭？我们和领导班子的领导交流起来还在谈到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转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像这样的想法对我们现实社会冲击很大。所以在报告里面回应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但是这种思潮这种想法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甚至这种思维方式依然存在，今年很多实例表现出这一点，我也希望今天我既不脱离十八大报告的根本精神，也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角度结合一些实际问题跟大家交流。
比如说上半年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国家fubai问题很严重，学者比较客观的站在比较理性的立场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解决中国当前fubai问题不能搞群众性运动》。但是马上这家期刊就收到很多人的写信，据统计几十人写信反对，说他这个观点有问题，希望开展群众性活动来反对fubai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讲这还是过去的理念思路来认识当下的问题。后面我还有数据给大家看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些想法在我们现实中普遍存在的。
同时也谈到“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在民主等等思想的旗帜下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前进，今天我们要和世界上普遍潮流要接近或者说要实现这种宪政民主的理想，这个想法有错吗？没有错，一点都不错。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今天讲的两个重点，第一个从“国家精神创新”的角度来谈这几十年我们意识形态创新的路径是什么？这一次十八大报告为什么提出这个认识？这里面有一脉相承和不断创新的过程，我是希望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中国精神是什么，我们探索了几十年要努力塑造寻找的国家精神到底在哪里。过去的传统、与当今社会、当今世界的潮流它的嫁接的点在哪里？这是第一方面将给大家做的解释。第二方面将从咱们文化工作的实际，从十七大以来文化领域的创新、理念、制度、管理，结合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谈一谈，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制度创新推进整个文化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一、国家精神：意识形态创新的新发展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精神创新路径；2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回顾过去五年到十年的工作专门提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提有它的历史价值，它也写入共产党党章；3共识与合力，通过“三”倡导提出核心价值观，我们也提出了北京市的精神，一个区域的精神，实际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么提，从全国角度来看，从共产党的执政来看，努力要形成一种共识和合力来凝聚共识，不断让我们社会取得更好发展的思想动力。
1.国家精神创新路径：从绩效路径到价值追求
最近俄罗斯一位学者（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结合我们中国说，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他说“权威主义不比庸俗民主可怕，它可能是苦药，但却是通往民主的桥”。而且他也反思了从前苏联到俄罗斯一直到今天为止，和中国改革起步的时间差不多，但是路径完全不同、结果也相去甚远。实际上为什么，特别是在网络空间里大家感觉到，比如说这次钓鱼岛问题在中国引起了民间社会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以爱国热情、抵制日货等等为借口，对我们自己同胞的财产的违法犯罪问题，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可以说这种民愤色彩的民主在后发展国家当中已经成为了公害，目前全世界一百多个后发展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直接拷贝西方社会成功的例子。所以这位前苏联学者认为，以种种名义推行所谓的民主的思想，通常称之为“庸俗化的民主”，实际上对社会杀伤力非常大。
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存在不存在？钓鱼岛问题在我们社会就是小型范围内的预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拷贝当年苏联的办法行不行？所以他用了“权威主义不可怕”，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为目标的全能的权威主义，过去西方认为绝对是集权主义，今天已经不同了。我们今天应该讲用“权威主义”这个词应该加上一个“新”，新权威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我们没有移植西方已经形成的他们的成熟的程序西方式的民主。我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我很保守，不是，作为学者我希望理性客观。
今年上半年跑了一些国家，专门研究相关问题，我告诉大家一些实事。比如说发生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我们当时根本不可能想到一个国家三十年的集权统治，有人是要到广场集会抗议穆巴拉克的集权统治。开始几十个人、几百人、几千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几十万人到广场上去，穆巴拉克的政权倒台了。突尼斯也是，突尼斯660万人，有260万人在Twitter和facebook有自己的帐号。在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不是这样，习近平的讲话非常有意思，十八大报告里面很多话也很有意思，感觉到是大白话，老百姓说的“别折腾”等等。其实这是最近三十年来，我们作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党，在凝聚共识形成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这种世俗理性、常识理性，这种思想的转变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比如说当时学习邓小平理论，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那会儿思想没那么活跃，比如说读毛泽东这些著作、读邓小平著作，觉得邓小平的没有那么系统，很白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恰恰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理性、更加真实，走向一个正常社会的变迁。当然我们政治制度上也没有采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提出“向前看”，戈尔巴乔夫讲的新思维，我们倡导实事求是，他倡导公开信。我们倡导有权威逐渐推进社会进步，他们是要激进主义希望短时间内改天换地。叶利钦最后下台的时候有一个讲话，那个讲话他承认自己错了，他很多想法根本实现不了，没有当年的激情、理想、设想。
十八大报告有很多方面应该说非常突出，其中这种“常识理性”，用一个中性词，我们说这种世俗化的中性词贯穿始终的。我们不能靠过去乌托邦浪漫主义的想法治理这个社会。第二方面特别强调体制机制问题，使我们既有很好的体制机制逐渐地定型化，同时特别强调法制等等，应该讲都是这个报告从整体上来讲非常有创新性的一面。
我作为一个从事文化研究的人谈谈体会，我不会面面俱到，我讲的问题就集中在文化领域。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现在的体制还是过去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形成的，这和西方多党派追求多元主义的模式应该讲不一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生命，也是凝聚社会力量的，寻求执政合法性，同时实现社会教育。作为我们的领导官员考评录入机制，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多的，像我刚才讲的四点。同时它是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有着自己内在严密的逻辑性。
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里面，强调了这些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我否定，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实现了由过去革命的、不断斗争的话语体系，一个浪漫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变成今天实事求是、人民追求好生活这样一个很实在的话题，来谈我们党的理论制度建设。
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走了世俗化的阶段，大家都知道过去毛主席特别讲究“斗争论”、“革命理想主义”，所以毛主席是个诗人，诗人治理国家可能还真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体制不健全。在美国，一个演员完全可以治理国家，里根就很典型。而且里根在推进整个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尤其在撒切尔夫人等相互推动下推动政府新一轮管理改革贡献非常大，但是咱们体制不一样。首先我们新世纪以来不能叫“抛弃”，我说抛弃不准确，不是完全抛弃，这一点上也体现出中国人的聪明，所以2000年戈尔巴乔夫接受咱们新华社专访的时候谈到这一点，他说邓小平聪明，我们不能先从哪个领域先走，我们在意识形态创造性改变都是他不能所为的。由过去的浪漫主义转换成现实主义，从纯粹理想建度转化为常识出发。
北京过去出现过亩产二十万斤，大家现在想很荒唐的事情，那个社会人们出现了癫狂的状态，失去了常识理性。所以理论界在倡导要回归常识，凡事从常识出发。其实经过了邓小平进行实践真理论取得党的认可以前，1977年党的另外一个理论家提出来过，借用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他想在这个基础上新的基础革命，但是很多人不认可。邓小平同志提出群众观念理论，大家觉得也还是不能够很好地针对党内保守派和极左派，没法儿回击他们、不能够说服他们，又回到过去了。这个阶段1978年实践真理论的考虑，邓小平觉得很好，所以他支持推动破除过去的保守思想，推动社会走向更家真实，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
随后我们提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什么要提初级阶段，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玄机，就是我们在建国以后，到了一定阶段，走向了极端激进，极左思想把市场的力量打压了。我们提出“初级阶段论”目的是要给市场经济发展一个合法的身份，以此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国力真正走向强盛。
那种浪漫主义做法可不可以？对我们普通人这种杀伤力损害作用太大，我们不能走老路。市场初级阶段就补上这一课，每个阶段，共产党提出来作为它的执政思想，我们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到四项基本原则。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考察共产党执法的合法性，过去说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到了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成效来判断是否合法。过去属于你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但是在建设时期你的合法性在哪儿？所以我们早期到九十年代后期都是靠实效，靠共产党发展经济有成效人民认可。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太多的挑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随后2002年的时候十六大召开的时候，江泽民正式提出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的创新谈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始由追求经济的实效发展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转向一种更为恒久的价值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讲“三个代表”的提出意义重大，越从长远看越重大，不管是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还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在更长时期，只要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这三个方面能代表你就有执政合法性。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这种政党体制决定了意识形态问题是凝聚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后发展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裔社会思量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把它发展到转型国家来看，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整合社会终极价值，特别是从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有时候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段时间非得提出意识形态核心思想？社会的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大家放在历史发展角度，从时间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这些不是为提出而提出，的确是总结一段时间来我们工作中根本性的指导思想。这是最近十年提出的，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一个政党单纯有常识理性作为指导，通过绩效评价执政合法依据的话，一旦出现特殊状况就会出现危机。所以在过去意识形态的思想库里，我们开始利用一些元素推动过去浪漫的带有激进主义的理念，走向一种世俗的理性的常识建构，再走向未来一段时间对社会终极价值追求。
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生态文明论，这一次提出提出来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综合指导思想形成的，使我们这个政党指导思想不仅是绩效评价，应该让它接受全人类文明的成果。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空，但是大家知道老子有一句话：“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理念精神的建构非常重要。我们说个人也一样，个人理念指导着我们，一个国家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百多年，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感觉到扬眉吐气。从1840年很多人都在探索探求，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这一百多年现代化的进程不断被打断，打断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国家对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没有任何好处。所以看到这一切，作为一个读书人，大家可能觉得读书人更加书生一些，会产生很多的感慨。不过从一个民族整体来思考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恰恰完成了这个转换，从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生态文明论完成了终极价值追求。我们可以预计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社会转型，特别这一次十八大报告，大家也注意到了为什么特别强调民生，民生为大。五位一体建设当中，包含社会管理等等其它问题，目的是什么？人民希望更美好的生活，这个目标我想在不同的时期，作为整体还是个人来讲都是最实在的基础。我们现在的社会，首先意识形态的转型已经实现，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政治领域转型已经实现，我刚才为什么引用“权威主义”，我们现在是后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也可以叫新权威主义。另外我们经济上获得了繁荣，这个大家都承认。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民生为大，解决国富民穷、解决两极分化、解决贪污腐化等等这些问题，解决我们转型过程中强社会极强政府社会极弱的状况，只有民生为大，疏民气解民怨，才会让我们社会进入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未来社会才有发展。
大家讲到建国一百年，西方学者有研究，国内学者也有研究，估计我们国家建国一百周年这个目标就能实现，所以大家要有耐心。全世界来看这个问题，总结其他国家发展经验，从学理角度是这样。恰恰我们现在就走着这样一个路，这一点上我个人作为一个研究者觉得，我注意到西方评价中国，中国继续走“渐进主义”道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我们国家的精神就有了和世界最先进，我们通常讲的根本性理念、普世价值逐渐殊途同归走向一起，我们国家精神基本上很具体的凝结在一起。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实它类似于理想信念的价值体系，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主流精神。
意识形态转型创新的特点：
意识形态转型创新有几个特点，我引用一些国际上的评价数据等等，用老外的研究说明我们今天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党已经成熟了，九十多年了如果还不成熟也有问题了。同时我们中国文化在这个意识形态转型中，大家想和谐社会论、生态文明论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些基本的思想，我们国家今天国家精神的凝练恰恰是既转化了毛泽东时代我们那套革命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今天又达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精神价值的传承还面向世界。
（1）渐进维新模式。我们是渐进的，所以改良没什么不好。89的时候，那时候我读大学，年龄也小，我谈自己的认识。我们不理解社会发展，觉得积压的问题太多了，休克疗法，让哈佛大学的教授设计一个理念，马上实现拷贝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以为能实现，事实证明呢？形成了巨大的灾难。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至少回到了20多年前，出现了寡头经济、贫富差距拉大，普京上台以后现在才逐渐得到理顺。这方面我们庆幸邓小平的理念还是支撑了我们中国的改革路径，这是渐进的是改良的，是自我肯定现今秩序的前提下一步一步改。我们现在都讲权力资本主义自身利益集团，如果形成板结以后，社会缺少了改革的动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看不是。在中国进步和现实发展过程当中，这种锁定状态是否出现了？某些领域有一点，我们后面会逐渐突破的。
（2）机制是创造转换。我们通过吸收或者扬弃，还有接受西方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创造转换是关键。但是这会留下后遗症，为什么过去很多思想在现实中还会存在。一些老领导也是过去党的老领导，退休之后思想越来越保守，社会上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很可怕的事，说直接一点他还是想回到过去的依赖。
（3）汲取人类文明价值成果。刚才也谈到和谐社会论，就不细讲了。
（4）关键条件是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空间。作为一个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国家精神提炼、民族信仰的形成，这与我们形成的关键条件，就是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不可能形成这种平台。这次和谐社会也是北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是王沪宁等提出来的，92年就提出来了。实际上有了这些基础，吸收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才促使了我们党自身的理论创新。
（5）防止路径依赖。我刚才说好多人想回到过去，又回到革命斗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以平均的激进的浪漫主义的想法去改造社会。其实大家想想这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这种状况在整个一百多年中国里面这是一个主流思想，今天依然存在。所以我想如果这种思想占据主导的话，这问题大了，一定会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东欧国家、前苏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看得很清楚的。
2.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总结过去十年以来，在前二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出现的发展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今天不细讲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意识形态创新当中一个重要内容。对我们的文化发展也影响巨大。理论创新最早源于温家宝总理还是副总理的时候，到国家行政学院给一个省部班讲课，在那个时候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后进一步丰富、充实、全面认识，开始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内容方面我就不再讲了，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次胡锦涛总书记也专门谈到落实好科学发展观一定做到“四个必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发展是硬道理，所以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革命元老派推动改革，所以对我们改革顺利进行起到巨大的作用。
另外，更加以人为本，这在文化领域就包含我们对人民创造力的尊重与维护。
“五位一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七大讲到四位一体、十六大三位一体，这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来布局。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未来社会发展将会从中国发展中汲取经验，这不是吹捧我们，这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包含生态文明论。我们中国的发展如果在这方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将来对全球新加坡的进程是一种巨大的贡献，这当然还有很多工作了，我就不说了。
“统筹兼顾”，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谁为主，我们说经济效益为先，精神效益、社会效益兼顾，这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贩私，兼顾当中不能这一点重要往这儿偏，那一点重要往那儿偏，这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出现，到底怎么样让它们能达到一个平衡，这是值得研究的。
3.共识与合力：“三”倡导培育核心价值观
我们说意识形态的创新是培育国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生命所在。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对于我们引领社会凝聚共识，让全社会一定形成核心价值观。中国人现在包含道德素质在内的价值观应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反思原因的话，恰恰是我们文化建设出了问题，我们这些年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统筹兼顾？虽然说两手都要硬，虽然说两个文明一起抓，但是实际上很长时间文化问题我们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重要。
文化建设当中，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具体文化工作怎么做也出了偏差。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谈到“我们要确立大文化发展理念，统筹协调好教育、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
还有一个问题，建国之后我们把过去由民间社会完成的，工作政府都包下来了，把民间社会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层次连根拔起了。所以包含教育等出了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文化发展当中，未来一个时期要把过去所缺失的这部分必须补上。如果补不上，再过二十年也不见得比现在好什么。这一次对凝聚共识方面，与十七大相比，我们提出了通过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通过“三”倡导培育我们核心价值观。倡导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伦理道德、八荣八耻等等这样一些指导思想，大家觉得很难记，落实也有很多问题，不管怎么样，各地都做了很多实践，包含北京在内，但是也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这个领域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应该怎么办？应该说在这一次全会上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我们毕竟提出了，通过24个字对未来核心价值观的雏形具备了。它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上对其进行了阐释，为将来进一步提炼凝聚形成社会共识与合力。
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从去年以来，包含北京市提出的北京精神，最大问题凸显了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地方特点，北京精神放在广东合适吗？大家觉得也可能合适，放在西藏可能不太合适，但有些地方就差不多，没有地方特色。
第二更多地强调了个人的责任，没有强调国家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国家应该为公益、为社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国家也有责任义务。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过度的社会层面也提的很少，个人义务、个人培养当中应该有一种精神，这是也要提出来的，没有个性、层次不够。
第三缺乏对一种根本性精神和价值的内容，精神不是坏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敢提？我们今天提炼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精神，包含核心价值观，这种普世价值应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讲。所以这次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等等都在。
去年中央安排了一个任务，当时由我们院长主持，我作为执笔，通过大量研究调查，提炼形成我们认为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当时全会上我们中央党校提供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个、另外七所高校也做了研究。在中央全会上没有提出来，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这个也是大家争议太大。全会结束之后，各地都在执行，北京市作为首都要做带头工作，所以就提出来，这是好的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该怎么办？所以这一次就在那个地方上进一步提炼，提炼了24个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积极培育，未来还要提炼，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24个字太多了，不合适，我个人认为五六个字就够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为了反对中世纪神权、对个人精神的扼杀，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是某一个时期的，而应该既对这个时期有指导还对整个未来发展很长一个时期有终极价值的关怀和追求。
第二，这里面很多价值要留下空间，为长期发展留下空间，这个渠道是畅通的。过去时期提出的很多东西很快过时了，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一个时期这种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我们个体得以表现的精神，一定能够随着社会的实践发展出来。所以现在不要那么急于求成，改革开放三十年意识形态转型创新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放在发展中看待这个问题。
世界其他国家，东亚国家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优先顺序，美国学者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在东亚国家做了调查，最后分析结果是这样，实际上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国家，因为文明体系不一样。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转型崛起，在价值发展认同方面，在精神追求和重塑方面，一定有他从历史发展当中汲取的营养，这种情况下就不是一张白纸的从无到有。所以世界上一百多个转型中国家，为什么拷贝西方制度理念过去治理自己的国家不灵呢？全世界现在推崇的最灵的一个国家，他们认为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吗？形式上一人一票，是个民主国家，但是什么是民主，民主作为理念与手段最后应该落实到什么？善治，个人、国家、社会形成共同治理，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使社会绩效提高。在印度从孟买开车不到二十分钟，你一定看到连片的贫民窟，这种状况在后发展国家非常严重的。再一个问题，这个办法还导致一个国家独群、阶层、民主完全撕裂状态，咱们就不用说别的，香港和台湾跟大陆推进民主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台湾社会的对立，内耗很大，马英九第一任四年时间三年忙于选战，确实不适合中国。通过这种理念，东亚和美国民众价值取向不同，我们把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放在第一位，这与我们长期的文化理念有关系。
关于核心价值观建设，去年六中全会之后，我执笔写了一个报告部分发表，《光明日报》连着做了七篇，其中北京市一篇，主要是思考北京市文化走出去，专门针对北京情况做了调研。另外一块就是围绕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这些省部长们怎么思考，通过多种方式深度访谈交流研讨。最后我形成了一个报告部分公开发表，这里面包含核心价值观建设，比如“魂”和“体”之间怎么处理？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等不同群体应该怎么进行？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个问题，网络上一搜就能够看到。应该讲在建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对文化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完全用了政治话语代替了文化的自身发展，我们的前辈们，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前辈们，那一辈人好多都没了，他们自身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我们今天只能读经典来体会这种文化，所以对于我们文化建设来讲，这是一个教育的任务。教育部现在要改教材，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这其实是回应六中全会提出的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国家精神重塑过程当中，意识形态的创造性的转化，由过去革命话语体系转变成今天以人类文明发展当中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价值精神，以此来凝聚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寻求未来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取得更大成就。
我去过很多非常穷的国家，联合国最穷的一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上半年他们请我去讲学。离首都不远就能够看到成片的贫民窟，那些都是其他地方流落过来的，我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那么多乞讨的人。在咱们国家最穷的一些地方，像宁夏、四川、贵州最边远的地方，实事求是讲咱们国家最穷的地方也比他们富。你可能会问我，你怎么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不是不跟他们比，我是想说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前进的基础，我们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所以我讲一些文化问题的时候，比如和美国比的时候我一定把上海、北京文化的发展和国外发达国家比。
还有一点，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们国家完全学我们建立这种新的权威体制，恰恰这种新的权威体制建立，遗憾的是他的总理刚刚去世了，他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人物，又有威望，所以这二十年他非洲年均经济增长10%，成为非洲政治经济的中心。和他们总书记交流的时候，他正在研究咱们国家政党不同代级之间正常轮替，努力地学习效仿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也不用骄傲，因为我们是传统体制转化过来的，我们政党从上到下过去老体制的优势今天还能保持，但是很清醒地看到，我们行政成本太高，保守一点的数据现在行政成本19%还多，这是全世界比较高的。美国接近10%，日本是行政成本最低的国家6%多点，我们在未来一个时期要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应该和现在全世界政府管理发展趋势相适应来进行我们的政府再造。
二．制度创新：文化强国建设新蓝图
第二方面结合文化工作的实际，结合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文化领域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来谈文化发展问题。这里面就结合着很多北京市的实际工作。有一点要先跟大家说明，我毕竟对北京市的工作跟大家相比我不如大家熟悉，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原谅。但我很关心北京市的工作，2011年承接北京市文化发展创意产业第一个战略报告，我是五位专家组成员之一，我们有一定的发展思路。上半年就北京市文化发展，这个报告也是2011年整个国家机关出台报告评选里面的第一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对北京市文化如何发展写了一篇文章。刘淇书记有一个批示，希望把有些建议转化为政府的。我从人民大学调到国家行政学院就干了一件事，文化班过去没有，从无到有，对我们的领导干部进行文化方面专题培训教育。所以从司局长班到省部长班，这过程当中我选了很多北京的点，北京朝阳区文化馆、798，我们应该具有文化素养，这应该讲还是有效的，改变了大家的认识和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感受。我会结合着十八大精神来谈，如何在今后一个时期把国家的精神落实到工作中，所以我的题目是制度创新，文化强国建设新蓝图。
体制机制的创新、工作方式的改变，依法理政的思想在十八大报告当中特别突出，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十八大报告，我想就是创新，所以我用了文化创新作为我的标题，这是有所思考的。
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做介绍，一个是实践进程中理论创新，主要是讲与以前相比十八大有什么新的说法，在文化领域。第二实现制度创新的新思考；我们做好文化工作如何实现创新。
1.实践进程中理论创新
1.1从“软实力”理念到文化强国建设目标
我们国家文物局过去一年九亿多经费，现在一百三四十亿的经费，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尽管如此还不乐观，文化投入所占比重还是比较有限，去年0.38%，这比起韩国的4%，法国、荷兰、芬兰这些国家常年1%，人家从国王时期就这么干。但是我们看也要发展地看，理念上有很多创新，这十年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我们充分借鉴了国外的发展，引入了国外的发展制度，包含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提出、文化保障理念的提出，这是我们98年加入了公约，人权公约之后我们又加入经济文化公约之后，十六大逐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感觉过去十年里面文化创新还是很多的，和十八大相比，十七大提出了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解决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均衡崛起的问题。我们总是一手强一手弱，经济强文化弱、政府强社会弱的不均衡发展，所以提出了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重要足成部分。
这方面王沪宁在国内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个理论真正到国家层面认识到了什么，这就到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十八大现在提出了文化软实力只是对文化功能的某些方面，放在社会全面发展过程当中给予了更恰当的位置，同时寻求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还局限在文化自身的发展。那么这一次我们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宏大目标确立把文化建设也作为未来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立。
文化领域包括文化教育，更加重视的第一步就是幼儿教育，必须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过去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对照地看，对照研究一下，我们这次目标更加明确，可以量化。文化强国也比以前提的更具体，文化服务怎么样、文化产业怎么样、人才体系等等。通过文化产品占国际市场比重来看，美国占到43%，日本10%，中国只有4%。但是韩国占5%，韩国是现在全世界第五大文化产品出口国，这个口径不是说大部分没有附加值的产品也在内，这是要有知识产权的文化，比如说著作权、版权、商标权等等这样的产品。这个数据已经稍微扩大了一点，我们比韩国还有很大差异，跟综合国力相比，我们文化领域的地位份量还远远不够。文化软实力其中你的文化出口占到多少，除了文化吸引力、文化的自身魅力、影响力，还有一点你的硬指标，就是国际上文化产品所占比重。
现在我们国家文化产品比重，我用三个“结构性失衡”来概括：
第一个是我们的文化内容产品太少，更多是物质性产品，文化内容产品很少能够出口。
第二个失衡，传统文化产品和新兴文化产品失衡。我们走出去的产品，更多的是演艺、杂技、功夫、花灯传统性的为多，新的呢？这两年有一些，比如新的游戏软件等等这样一些内容可以出口，但是刚刚开始，这也是一个结构性失衡。
第三个结构性失衡，就是我们运作文化生产的机制与国际市场规律之间失衡不匹配。比如说如何推广文化、如何在国际市场销售我们的文化、如何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运作文化、根据国际惯例酝酿文化的传播，这也是不匹配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不匹配体现出我们的软实力有问题，同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我们的文化生活现代化化指数57位，文化竞争力指数24位在全世界，我们老说我们是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这是一方面，你有文化资源不见得有很好的新的文化产品，更不见得你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生产。
大家都知道《狮子王》动画片，里边的音乐来自非洲，美国人只付了十美元，但是他赚了多少钱。这里面问题太多了，多种因素影响制约，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已经自觉地参与国际竞争，初级阶段支撑我们为什么加入WTO，现在看来我们这些做法都非常英明，我们利用了国际社会的规则、国际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今天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管理、技术、内容为我所用，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
1.2从解放文化生产力到成为支柱产业
我们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到解放文化生产力，十八大报告里面也包含解放文化生产力，同时要把文化产业转变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把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当然我知道北京市已经实现了，我们接近13%的比重，实际上这里面水分还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软件加入不加入进去？如果北京市把软件刨出去的话，大家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实现支柱性产业，这至少要打一个问号。另外软件可以加入，国际评价标准有一类软件可以加入，互动休闲软件可以加入，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另外服务于文化产品生产的，比如说工具性软件国际上就不能统计进去的，但是咱们统计进去了。所以我到外地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也提出来了，但是我们如果不提出来，当时刘淇书记提出八大中心，信息设计，把软件放进去也有道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如果把设计业独立出来的话，可以把它作为创意产业内容，但是它是生产，生产服务业，这个角度就有点矛盾。这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提到更高的位置，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方面。
1.3 文化产业是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支撑力量
在我们很长时间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到底发挥多大的作用？去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把它作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第七个途径来实现，这都是我们新的认识。大家看这个微笑曲线，我用这个说明为什么我们更加强调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这个图告诉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文化到底起什么作用，文化使整个经济品质得以提升，使整个经济产业链进一步拉长，大家通常讲产业文化化，增加了它的文化产量和附加值。iPad全在中国造的，中国能赚多少钱，据说是9美元，苹果公司450美元，我们大概是人家的不到2%。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附加值，一年一万多亿人民币玩具差别出口当中中国能赚多少钱？我们才能赚到5—8%，大部分产品都是资源消耗型的，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我们知道一个艾迪熊的童袜至少20块钱，实际上那个成本也就几毛钱，这种文化价值就是我们产品品质，所以中国产品一段时间成为没有品质的代表，要想改变这个必须增加文化含量。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不从管理角度讲，我从内容角度来讲，特别是其中的创意设计，乃至于创意品设计引领时尚风潮，比如前天晚上我们还在谈的女士穿的时尚鱼网袜第二天可能就是美国街头卖的鱼网袜了。大家对这个领域肯定很熟悉，吉米通过他的设计，变成了一个产业链的各种时尚品。这些东西更多依托与它的设计，我到广州做调查，法中国人太聪明了，国外最好的包，一到三元里一定拿到比真品做的还好的包，就是中国人做的，几万块钱的你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关键咱们没有原创设计，仿造没有问题。
给大家举一个学生的例子，兔斯基大家都知道吧，07年摩托罗拉公司用一百万要从这个学生手里买去作为摩托罗拉Q8手机的代言人，这个形象很快变成各种工艺品，这个孩子因为授权个人已经获得两千多万的收益。这是一个创意设计实现带动整个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老百姓个人没有创造活力，我们谈文化发展实际上是空话。
2.实现制度创新新思考
2.1尊重个人和人民文化创造主体地位
这是一个理念，这很重要，政府在文化发展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文化部门管理文化，我们长期延续建国以来全能的政府，老百姓想看什么，都是政府生产。现在朝鲜还是这样，安排好再打草稿，如果大家去798看到一个朝鲜国家美术馆，全是主题先行。
十八大报告在这一点比以前提得重，把它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第一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个“全民文化创造”放在更高的高度。文化创造更多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过程，只有对个人文化创造尊重，给他更完全的自由，才能够推动文化发展。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之后，作家韩寒博客中有一段话，他说“一个让文化人拿起笔来就打哆嗦的民族，如何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说的有点极端，但实际上说到一个问题，他强调的就是十八大报告里谈到的“更加尊重文化创造”的特点。
文化是一个积淀的过程，我们不能靠搞工程的方式来搞文化工作，我们长期以来没这么认识。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化工程，对文化自身的理解也很狭隘。文化创造、文化建设和发展不能靠我们现在强力行政力量来推动，这应该是未来政府要更加捆住自己手脚的地方。怎么体现呢？十八大报告的原话，“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作为一个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听了我觉得很受鼓舞，未来我们怎么样落实，我们要开动脑筋，怎么样保证创造活力？我们现在对文化的理解已经有进步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国家文化部在推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试点，北京还没有，全国一共5个。这方面应该讲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应该放到第一位。
我下面结合北京市文化工作当中，特别是798艺术区的发展谈一点看法。798艺术区，上周我带着香港的公务员去看，我一般不会隔多长时间就去看一次，一个是看很多展览，也了解跟踪它的发展情况。这七八年来，差不多快像一个工业园区了，文化区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整个城市我们要建世界城市，这是宏伟的目标，很重要的特点整个城市更加人性化，更有心灵化，更现实的体现是更艺术化。798作为艺术区更多的应该像美术馆。有好多公共艺术品全没有了，这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艺术的一种破坏。这里面管理上有很多问题我不多说，我只是说一个观念。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觉得很提气，我们多年的诺贝尔情节，终于有一个中国人获得了。当然高行健也获得了，他虽然加入了法国国籍。其实莫言虽然是一个实力派，但是不能说他被主流拒绝，但差不多是边缘。我们祝贺他，也是我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莫言除了获得矛盾文学奖，我们去年是因为改变了评奖的规则，更加从艺术出发，所以他才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这都帮助我们思考，文化的繁荣发展首先是对个人创造力、群众创造力的尊重。
2.2 文化管理要从政府引导走向社会治理转变
我在写“倍增计划”的时候提出尊重两个规律：首先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再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想到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不要从效益角度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根本上对对话的尊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公益事业、公共事业、公共服务要更加尊重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教育，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民族管理。但是我们社会缺，政府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不要老下指示做强调。
政府要不要扶植？太需要了。文化经济发展当中，有人讲文化经济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更多应该让它去到市场。也不完全是，我们扶持弱小产业引导他发展，这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还是要引导。这个引导要逐渐走向社会自理，政府、个人、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共赢，790从产生到有国际影响力这是自发的，北京市认定的第一批文化产业集聚区，这里面更多是自发的产生，有一个强制性的基地现在还有吗？墙内划定一片区域，给了一个名字，产业没有自觉形成企业集中、更没有产业集聚也没有集群，企业之间也相互没有关联。去年关于国家文化产业园评定，以什么样新的标准来确立？当然798现在又存在很多问题。
如何发挥民间力量自组织作用；我们强势的政府和弱势的社会之间，如何更多地动用民间力量来繁荣发展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包含个人、企业、组织。其实这一点在我们建国之前在中国社会是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从事文化的延续性的自我发展传承的群体，遗憾的是建国之后没有了，今天我们要补上。但今天不补的话，现在社会还都是单个的个人，没有一个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就是社会的力量，它往往在社会文化传承当中起中间作用。过去中国社会的官学很少，主要是民间力量的，恰恰是民间力量自身的教育创造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建设培育更多的，如果不放心，政府也可以先主导一下文化类型，进一步向社会社团和制度性转变，光靠文联、作协是不行的。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组织和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目前根据各国公共服务改革的趋势必须适度社会化，不能政府包揽，文化建设更是如此，社会化是一个方向。
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共治局面，我们国家现在关于网络管理也是这样，形成共治，由过去纯粹强势管理转变成今天的治理。我们这些年文化体制改革有这样的成就，我们更多是对存量保持情况下寻求增量发展，放松管制才带来今天的成绩。
2.3文化产业发展要更加尊重文化娱经济的规律
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科学发展其实就是对文化规律的尊重。一段时间文化产业园区名实不符，这恰恰是我们违背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我刚才说798是一个典型，现在它有点苗头了，我们还没有理顺好，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当中有好多问题恰恰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刚刚公布第四轮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级园区，全国二十个最后评出两个，但还是问题很大，沿着过去工业经济发展规律来发展文化经济，真是没有很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你就得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不是领导一高兴一批示就搞文化园区，这不是靠大跃进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的。
2.4构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新机制
理论上我不讲了，但是在十八大报告里面总书记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和新机制创立管理方式的变化，新机制建立离不开文化的催生催化和激进，现在从全世界来看公共服务改革的趋势做的好有绩效怎么办？就是要靠适度的市场化来推进。这个方面北京也在做实践，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说怎么样更好地建设适度市场化，除了刚才说对文化理念的认识等等。
2.5制度创新
我们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工夫，第一完善支持文化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使我们的文化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北京做得好，实事求是。北京整个文化政策完善走在全国的前列，应该说这几年来跑的特别快，以前在座的可能有熟悉我们社科院已经过世的老人家高启祥，我和他是老朋友，他对北京市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间有好多年，北京市是属于起的早赶晚集，96年北京市就在全国突破思想认识局限，率先突破文化建设合法性的问题。遗憾的是此后接近十年我们没有动，所以06年进一步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政策体系的完善现在也还有这个问题，我只是把这个点提出来，今天不细讲。
第二方面完善社会捐赠制度。现在在广东有试点，广东、深圳关于社会组织建设都有试点，一个深圳市有一万多家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做了很多关于教育、公益、公共服务等等方面的工作。未来如果完成充分民主社会转型，五个阶段的话我们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往后，这是让这个社会更完善，文化能够真正有发展的力量和载体，这取决于我们对各种民间组织的完善。那个组织部完善制度不接续所以捐赠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完善。必须拓宽公益性文化事业活动融资渠道，改变政府包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局面，我们还搞不清楚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政府管理和市场等等之间的边界。特别08年之后一段时间，北京市很多政府行为严重挤压了演出市场，这在当时比较突出。政府工作某些方面一旦越界溢出效应就会出现。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跟美国的机制做比较，美国演义机构一半以上资金来源，政府才占到5.8%，他自己创收一部分，接近30%，其他的都是来自于社会。
第三方面引入盈利与非盈利组织概念。现在上海在探索，北京为什么不可以探索？这一点还和现在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孙志军部长在十八大新闻发布会讲到，我们文化体制改革这个阶段基本完成，实际上未来的路还很长。这个阶段到2018年新一轮文化领域改革接续，实际上没完成的还在后面，即使完成当中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对一些公益性的机构怎么管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现在把博物馆完全是政府拨款，博物馆自身运营，上海在创造性地搞一个机制，比如说能不能成立理事会机制？我看了很多北京博物馆，北京博物馆生存还是挺好的，充足的资金保障，但是从绩效角度考虑，和国外相比我们相差很大，从藏品、研究、展览、服务提供差距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博物馆自身发展当中，我们现在作为公益一类，完全政府拨款自身动力从何而来？北京首博做得很好，它本身可以由一定的营收来进一步做好公共服务，但是他现在没有动力，为什么？搞得好的时候很可观，没有动力就不想做了，实际上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管理机制的问题。现在北京博物馆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多了，除了纽约就是我们了，但是机制效益发挥、发挥公共教育的功能上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很多理念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发展世界城市的时候我特别强调怎么样实现文化服务，真正让老百姓受教育。
第四，引入“一臂之距”理念。在公共文化服务当中可以更好地借鉴这个理念，比如说理事会机制、基金管理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共同从事机构管理和文化创造。意大利博物馆管理没有政府，原来是国家的，但是管理完全是民间的，没有必要还是政府局级单位什么样的级别、怎么样的管理方式。我觉得目前政策允许下，为了绩效应该大胆尝试，看看别人怎么作的。米兰科技馆民间力量利用的非常好。
第五，文化内容管理体制创新。要更加依法管理文化，我们现在法规太少了，是远远不够的，将来我们可以出台地方性法规来充实。文化内容管理北京试点，现在国家从整体层面上也还是缺乏的，我们至少可以探索。文化艺术消费当中的我们不叫“分级制”，分级制很敏感。这实际上有一个认识误区，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经常看到很多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买《蜡笔小新》，我一定提醒妈妈这不适合。在日本这是成人卡通，好多内容不适合孩子看，但是咱们是大人看小孩看，这就是误导，你要起码有很好的提示。我们从事相关工作的机构是否让这种管理更加精细化，你如果不叫分级制，一谈分级制产生误解，我们能不能有分类。
第六，观念创新。典型的莫过于文化属性的创新，十五届五中全会定下来给文化产业合法性地位，北京市这一点做的很好。但是现在我们好多理念似是而非，比如说经济大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大繁荣，这些年来我们经济够发展的了吧，GDP翻了几十倍，但是我们的文化创造呢，整体来讲这些年文化精品不是多了，而是很少。但是我们主流作品《复兴之路》等等，那在市场上效益是有问题的。当年谢晋老人家拍《鸦片战争》赔了三千万，我们从专项经费里堵了三千万的窟窿。现在专项补助还有，去年的《辛亥革命》，长春影视和上海电影集团一起合作，还有民间机构，我们版权卖了一百个国家，主流电影也赚钱的，这就是机制不同就可以导致不同的问题。所以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另外就是越是民族得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有问题的，封闭的年代是这样，现在时代发展了，这句话不合适。有人专门研究过韩国电视剧和日本动画片，日本动画片那些漂亮的女孩绝对不是日本女孩，绝对是国际型的，因为日本女孩坐榻榻米一定体型不是那么漂亮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国际语言。
第七，文化发展思路创新。崇尚多元恐怕是我们进行文化发展思路创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自律、多元这些理念，咱们现在一般强调，我们在文化领域，只强调国家精神而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虽然今天我给大家首先汇报的是国家精神建立过程当中内容的逐渐演化变迁，也应该讲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同时在具体文化发展当中我们要更加崇尚多元。今天也是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转型期更加多元。
最后一张图，我用美国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研究中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结束我今天关于十八大报告的体会，这是05年和10年PEW研究中心连续五年对17个国家做的调查，每一次中国都是排在第一，05年中国老百姓满意度72%，美国39％，法国29％。2010年中国87%，美国30%，美国26%。在现在中国转型条件下，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国外调查来看，老百姓对未来一个是充满了期待，再有整体满意度也比过去要高。当然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更应该强调深化改革，在文化领域我们要更加自由开放地改变思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落实十八大报告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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