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讲坛 中国对外关系面对三大新挑战 王逸舟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对外关系面对的一些新挑战，新趋势。<br/>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巨人就像一个登山者，从60年前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到今天的迅速崛起，这个巨人已在向半山腰乃至于高峰不断挺进。那么，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当前这个巨人面对着什么样的挑战，这个挑战又是什么性质？<p><br/> <strong>中国正在和平崛起<br/></strong> 过去这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我推测再过一二十年，当我们中央所说的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不管你一个月收入是五千、八千、一万、十万……，很有可能你三分之二的收益是跟我们全球的开发、宇宙的活动挂钩的。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在新时期已把全球发展作为中国成长的一个新基点。也可以说，在过去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人类经历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从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不断扩大开放、增长最快、向全球铺展最为迅猛的一个经济体。我认为这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人类几千年经济史中最重大的改变。<br/>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尤其是让我们公众个体感受到了中国这种发展的机遇，发展的好处。我这有一些事例：从出国人数规模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人一共才出去了28万人次，平均每年9000多人次。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数字不断地翻番、翻倍、呈几何数的快速增长。仅2008年一年，出境就近5000万人次，我估计再过两、三年就会突破一亿大关。而且有趣的是，过去出国基本是公干，而现在99%的都是公民个体因私出国出境。比如留学生，现在中国留学生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七分之一，而且这个比重还在扩大。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2008年1年就有18万多名注册的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向全球，中国的年轻人将利用全球的教育资源在全球各个地方实现自身的发展。<br/> 旅游，现在我们同将近14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国家间的旅游协定，中国人是全球旅游业最好的一个来源。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到2020年，可能有超过1亿的中国大陆游客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记得我1987年第一次出国到东欧，我去了八个国家，感到特别郁闷，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因私出国非常罕见，出去以后，人家都会误以为是日本人。但是现在，去年我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日本著名的专栏作家告诉我，说他现在全世界到了100多个国家，所到每个地方，都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短短20年时间，这个“风水轮”就转过来了。这说明，中国人眼界正在越来越宽，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了全球市场，这个爬山的巨人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风景线。<br/> 第三个是出国务工。90年代初期中国务工人员开始到全球各地打工。1990年是5万人，现在我们一年有近百万人出国务工。可以说，全球各个角落，只要是有人到的地方，都有中国的辛勤的劳工。俄罗斯一直有个没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人老吃不上丰富多样的新鲜蔬菜。但今天你要问俄罗斯居民，70%以上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哪来的呢？ 70%的全俄境内的青菜是由中国的劳工在他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利用大棚、地热给他们种出来的。再比如说到中美洲，很多连本地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有中国的钻井队、采油队。而且最神奇的是，一些被当地废弃不用、不值什么钱的井，被中国的钻井队、地质勘探队以很低的价格盘过来，很短时间内就能打出比当初最高产量还要高的石油来。可以说，中国这些劳工走出去后，不仅给他们自己创造了财富，也给我们国家争了荣誉，扩大了影响。<br/> 再说说军队，前两年我们的海军到了索马里，到了东非海域，中国的军队第一次走出了近海，冲到了远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军队到索马里、到东非，实际上不只是为了阻击海盗以保护我们那条繁忙的东非运输线，同时也是一个练兵，是我们的装备、我们的远投力量的体现，是我们新时期的国际法意识、语言能力、全球观念得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锻造。所以，军队的发展，也可以说和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上升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20年间，我们军队已经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源最多的国家，一万四千多人，比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要多。我们知道，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瑞典，都有长期的维和传统，但是即便这些国家的军队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维和警察、军人，都是全国上下挑的，他们士气高昂，国际意识在迅速增长。这反映出一个大国的气象，一个新兴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为人类做更大贡献的一种气势。<br/> 但是，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不要陶醉于一种盛世的情结，好象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觉得恰恰要看问题，看我们潜在的麻烦。那样我们才能走得远，站得稳，才能把机遇实实在在变成真正的好处，变成中国迈向大国的真正台阶。所以，我今天重点讲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新的发展危机；第二个挑战是新的安全威胁，或者是软肋；第三个挑战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国际压力。</p>
<p><br/> <strong>中国面对新的发展危机<br/></strong> 简单地说，发展危机就是我们过去发展所取得的那些源泉正在枯竭，新时期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必须沿袭改革开放这一总的精神，进行大胆地革新、创新，并且淘汰掉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那些事物。现在，中国从地区性的大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财、物、生产线到达了五大洲、四大洋，近200个国家。但在海外的它们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国家对他们的保障越来越不够。我们的海上通道和人身财产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br/> 所谓海上通道安全，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全球最繁忙的、通过海上运输线实现发展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的铁矿石、石油、木材、天然气，不管是陆上的管线还是海上的运输线，可以说最繁忙。如果这些线或通道中断或者受阻不畅，可以想象，国内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过山车效应”。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显示出这种由于外部的不确定性，海上通道的不保障，或者是由于各种其他外部的因素造成国内经济的某种波折。我们讲的最形象的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感冒，中国经济就打喷嚏。<br/> 以石油为例，1993年中国就开始从一个石油的输出国变成一个石油的进口国，那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在消费的所有石油中间，过半需要进口，100桶有51桶，需要从外国辛辛苦苦地把它采出来，运过来。而且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主要石油进口地区和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未来存在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比如面临恐怖主义的危险，出现其国内的政治动荡，还有一些宗教、民族冲突等。它本来不是对着中国人来的，但由于种种骚乱，原先的合同就无法执行，原先的投资可能就无法回收。中国曾经和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有过很多买卖，但当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几十亿美元的合同，新政权全都不认了，作废了。这对我们一些投资者个人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损失。<br/> 铁矿石问题更严重。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生产国，我们的钢铁产量，特别是基本的品种，简单的钢材，我们占到全球出钢生产的40%以上，可以说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捆起来都没中国多。但是，我们现在由于钢铁生产产量能力太大了，现在三分之二的铁矿石需要从澳大利亚、巴西、非洲进口。而且很多国外的铁矿石生产厂家看准了中国的胃口，就抬价。不是3%、5%，而是30%、50%甚至一年80%的抬价。这个苦果经常还不得不咽下去，否则国内生产就得停滞，工人就得歇业，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因为外部依赖在不断上升，钢铁产业的脆弱性也在不断加大。<br/> 我们海外遇险事件越来越多，现在我们一天有关部门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特别是人员生命遇到的各种威胁比过去一年都多。一年5000万人出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因私出国，是留学生、打工仔、旅游者、普通的商人，他们在海外缺乏有效的人身安全保障。中国渔船遭绑架，货轮被击沉，鞋城一夜之间被当地人焚烧而化为灰烬，如果只是损失一点钱还罢了，很多时候是带来了中国人生命的伤害。所以这是一个难题，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困境，你走出去的越多，遇到的问题、风险，包括人身的危险就越大。<br/>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体的进口依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带来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性。所以，科学发展观，我的解读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只靠挖地下资源，要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创造发明，靠新材料，比如依靠电磁板而不是要靠挖地下的煤，我们要依靠风能、潮汐能、核能。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如何改变我们传统的过度依赖外部能源的状态，更多通过新的发明创造，新的科技水平，新的能源实现中国的发展。我们要真正专注于在那些科技含量比较多的高端，对地球自然资源依赖比较小的方面如何实现发展，这也是我们中央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发展实际上面对一种新的危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将来问题会层出不穷。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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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中国面对新的安全威胁<br/></strong> 我分成两类，一种是传统安全威胁，另外一种是非传统安全威胁。<br/> 传统安全威胁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军队需要对付的那些威胁和挑战，比如我们的邻海受到侵略，边界受到骚扰，岛屿被人占领，主权受到侵害，这都是传统威胁。所以传统意义上讲，我们军队的使命就是防止中国的主权、安全受到各种威胁和挑战。那么回顾历史，中国的传统安全威胁存在了几千年。新时期，传统安全威胁有了新的特点、新的环境、新的性质，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特别是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我们面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挑战。<br/> 所谓蓝色圈地运动，就是当前各国竞相把自己在海洋、外空的权利往外推，展开“圈地运动”。中国有多少国土呢，我们不能仅仅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了，那是传统的陆地观念。新时期我们还有300万的海洋国土，中国实际拥有1260万海陆国土，新时期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国土意识。实际上中国的邻国将近30个，有一半是接壤邻国。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涉及到主权争端尤其海洋争端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或者说一大难题。<br/> 处理好一个大国的事务，首先从外交、国际关系来看，就是保证主权安定。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美国南北邻国是墨西哥、加拿大，东西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国没有主权焦虑。美国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世界性国家，可以到处干涉别人的主权并拿来说事。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主权方面的问题和焦虑，没有人扯它后腿。《世界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都卷入了各式各样的主权纠纷。中国迄今还同10个国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段、不同海域的主权纠纷。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种主权纠纷会长久地存在，不以我们个人的偏好、意志为转移，这是我们未来发展以及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强国过程中始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中国既不能让主权权益落入他人之手甚至是拱手让出，或者让人蚕食，又不能简单地意气用事地把它拿过来。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希望和平崛起、希望为人类的发展承担责任和道义的国家来说，我们要为自己的主权负责，为老百姓、为子孙后代的前途负责。同时用一种新的海洋国际关系，新的主权安排来实现主权的安定。虽然很难，却需要我们特别认真地去对待。<br/> 另外一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我们的传统武装力量无法应对的一种挑战，往往是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的这样一种威胁。而且，它经常混迹在社会平民百姓中间却对我们国家的成长、对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能够造成重大或是潜在的损害。我只举其中三个比较突出的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br/> 一个就是恶性传染病。像非典，是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突然发作的，而且一发作起来后果非常严重的，可以跨国界迅速蔓延的一种传染病。包括还在不时肆虐的甲型流感，这种危险不是军队去对付的。2003年，整个中国没有任何外地入侵，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挫折，台湾海峡没有出事，但是整个北京几乎是一座死城。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都被非典打乱了。被非典带走的几百人，现在都说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死的？跟果子狸有关系？有人推测是美军病毒实验室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测试病毒，还有的人甚至说是外星人通过陨石带来的一种病毒。说实话，哪一个都没有得到科学家的共识，但是从决策部门来讲，对任何一种可能性不敢掉以轻心，不敢绝对地百分之百地排除掉。<br/> 这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跟传统安全威胁最大的不同。恐怖主义也好，像非典这种恶魔也好，他经常是用过去军队不熟悉的方式，用你武装力量完全无法对付的方式，来挑战你，威胁你。不一定死人，不一定流血，不一定有硝烟，但同样造成社会机体、国民经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大挫伤。<br/> 第二，金融海啸。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可不是小事情，我觉得是绝不亚于美国。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也有着惨痛的损失。因为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个外汇储备中间超过三分之一是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现在危机一来，这些东西中很大一部分缩水了。中国因为是全球最大的外汇拥有国，而且我们跟美国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美国金融这种巨大的灾难，真的造成一种所谓的美国在那里感冒，中国打喷嚏的后果。当然不止中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受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属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种难以避免的各国经济的脆弱性。而中国现在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没有免疫，我们军队，我们的部门对此事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种金融海啸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传统战争所造成的伤害。<br/> 再一个，三股恶势力的抬头，所谓三股势力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复苏、蔓延、做大的趋势。对中国而言，尤其在我们西部造成的麻烦可以说连连不断， 3·14事件、7·5事件，这就是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的体现。它虽然不独在中国，但对中国的威胁却在与日剧增。<br/> 我有一个判断，我们东部的危险在趋缓、在可控的同时，西部的阴影在变大。这个问题在增多，麻烦还在以一种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像达赖、热比亚这些漂亮的小丑，仍在海外集聚力量，你用传统的方式往往就是大炮轰蚊子，拳头打跳蚤，使不上劲，或者打不准。而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的调整，地区发展、经济差距的减少，教育文化科技医疗事业的提升，这些是治标又治本的措施，却又一下子难以完全奏效。所以这就决定了三股势力的挑战将是长期的，我们的斗争将是充满艰难的。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具有世界一般大国所面对的共性，也有中国特有的问题和软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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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r/> <strong> 中国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br/></strong> 第三个挑战是来自于国际层面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中国作为一个登山巨人，现正处在一种树未大先招风的状态。奥运成功以及近几年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双效应”：一方面，取得的成绩让国人振奋；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外部势力对中国的看法变了味，质疑之声、怀疑之声甚至恶意的企图越来越多。实际上，国内外对中国的定位都存在困惑。中国到底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到底应该属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中国到底应该把自己定位为集团（比如20国集团）甚至是“中美”这样一个范畴来决策？还是把自己跟一般的亚非拉国家放在一起来决定中国对能源、安全、环保、教育等各方面的资源投入？这些问题陡然一说很容易，仔细想想还不容易。<br/> 最让我觉得是值得警惕或者忧虑的一点事实是，针对中国今天在世界定位上发生的变化，我们老百姓、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我们的媒体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多半想象，中国从一个病夫变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是让全世界欢迎鼓舞的，我们在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用很少一部分耕地带动了全球发展，这不是大家都一起受益的事情吗？这不错。但我要说出一点，不光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所谓西方有偏见的媒体，连我们的盟友，过去的兄弟，第三世界的很多穷国家，越来越多地用异样的眼光看中国。而且，他们眼里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凶猛异常的巨龙，或者是怪兽。这种定位说实话，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一般国人善良的心目中完全没有去联系到的。中国成为巨龙，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了不起，发展快，另一方面却觉得这个龙可畏不可亲。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琢磨，大家不要简单地赞成我，或者是批判我。他们把中国龙的腾飞，想象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西方大国、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势崛起的时候造成了周围一片振荡、血腥，想象为一个工人闯进瓷器店，造成了一片狼藉。<br/>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未来如何说服世界，如何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意愿，用我们的战略，让世界感到中国崛起是福不是祸，或者主要是机遇，而不是麻烦。我想说一点，我认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有些地方可以改善，但是现在还没做到。比如说中国提供的外援实在是太少，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跟我们的综合国力、公共愿望相去甚远。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一个有东方文明传统的国家，还要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我们提供维和部队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实际上很多国际上的公共协议，中国协定制度，也都属于公共产品，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是少而又少的。我曾经听我们前中国驻联合国的高级外交官讲，在主要的国际系统、国际组织中，中国人担任领导的很少，参与率是很低的，尤其拍板、决策，这个权力是很小的。一直到前面为止，在联合国18个大的系统中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担任主官的情况。当然也不是中国没有一点国际努力，我们开奥运会、世博会，可以说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为国际做出了贡献。<br/> 但是，中国在真正最敏感、最重大的那些高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作为不够。看一下国际组织、国际贡献金字塔，我们多半是处在中下的层次，文化、体育、学术、教育稍微多一点。真正在安理会、难民署、原子能机构等最重大的国际组织中，我们的决策权、影响力就相应下降。所以这个金字塔证明我们的国际贡献度跟我们想象的有重大差距。<br/> 两院院士王选是中国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被称为是中科院最出名的“大佬”。他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总体上在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的科技创造能力还处在造壳而不是造心的阶段。那个心多半是仿造，甚至仿造能力还不如一些象新加坡这样的中小国家。我们虽然有一些高端，象“两弹一星”、“神州系列”，但是高端太少，比重太小。<br/> 我们在国际贡献、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的金字塔上处在中下端，我们在科技创新能力领域同样也不处在中高端，多半还是中低端。由此，我们在国际上面对一个日益增长的压力，就是中国自身能不能够继续发展，继续强身健体，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受欺压历史，现在好容易翻过身来，扬眉吐气了，这个时候是否要歇歇脚？我觉得一定要避免，还是要踏踏实实地苦干，还是要看清楚自己有多少差距。韬光养晦，不要急于“叫板”，也不要急于宣扬自己。<br/>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姚明给我们的启示。我认为姚明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未来的一个启示，一个榜样。姚明有两个特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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