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秘书要掌握点经济学：几个通俗例子告诉你无所不能的经济学
有一位朋友上过山，下过乡，然后又到美国留学、工作，摸爬滚打几十年，什么都做过，什么都会干，除了英语流利、工作良好之外，还做得一手的好家务，30分钟端出饺子，两三天织件毛衣，甚至自己动手修车修房子。我称他是全能选手，他以中国人习惯的谦和说：“哪里哪里，我不能生孩子。”他是男士，当然不能生孩子。我大笑！<p> 世上人看来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经济学家在解释人类行为上却似乎所不能。经济学家从早年的家计学，到后来探求国民财富源泉的学问，再进入到解释人类行为；从伦理领域进入到经济学领域，再到公共政治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以至犯罪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这么说吧，经济学及其代表经济学家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是人类行为，统统可以给你做出合理解释。而任何不合理的悖谬之处，则无法逃脱经济学家的火眼金睛。</p>
<p> 谓若不信，请你翻开《致命的均衡》这本被称为“美国百所大学经济学系指定课外必读”的新书，你定会看到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厉害，甚至能凭经济学推理解开谋杀案悬秘所在，可谓神乎其神！</p>
<p> 这当然是凭空杜撰的故事。作者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三一大学和比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的教授，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更加新颖、生动地讲述和传播经济学的原理，让人们对经济学产生兴趣，进而进来欣赏经济学广袤而华丽的帝国风光。</p>
<p><strong> 经济学无所不能的范例</strong></p>
<p> 书中用故事的形式，串讲了许多有趣的经济学解释行为的例证。有许多是饶有启发的。我这里试列举数个。</p>
<p> 1、 荷兰式拍卖</p>
<p> 就一般性的拍卖而言，我们都知道，它们的方法是从一个很低的价格开始叫价，然后大家喊价，出价最高者得到拍卖物。这样的做法很合符情理，大家也已经习以为常，但世界之大，有没有不同乃至相反的做法呢？</p>
<p> 有的。荷兰式拍卖就是。它不是从最低价而是从最高价开始叫。在拍卖会上，最初的价格被标在宛如大钟的一个表盘上。但这不是真正的钟，表盘上的数字也不表示时间，而是代表价格，而且只有一根指针，而不是两根，这根指针有规律地向较低的价格移<!>动-----直到有一个购买者按下铵纽，大钟的移<!>动便立即停止，而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就竞拍到了这件商品。</p>
<p> 这样的拍卖何以能够成功，会不会价格一路狂跌无人问津？不会的。虽然，没有一个荷兰人愿付超过自己愿意的高价来买一根郁金香茎，但冷静的荷兰市民也知道如果等待得太久，低出了自己愿出的价格，那么郁金香茎很可能就要归于他人之手了。显然，消费者并不能无条件地追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他必须在少掏腰包和赢得拍卖品中间紧张地权衡，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p>
<p> 荷兰式拍卖中的经济学原理很有趣是不是？更有趣的是，这一原理不仅可以应用于拍卖，也被运用于普通商品的销售。例如，书中谈到有一个叫菲林百货大厦的地下商场就制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价格体系：所有商品的价格均打折出售，但降价并不是简单地对价目表上的价格实行一成不变的折扣，其折扣是浮动的，可预测的，譬如每周固定降价25%，每件商品在商场里仅仅停留4周，到最后商品的价格就会降到最低。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售出，商品就将被捐给慈善机构。</p>
<p> 商场会赔本，甚至关门吗？当然不会。理由如同荷兰式拍卖，顾客必须在少掏腰包与得到商品之间紧张权衡。其结果，商品被抢购一空，而商场大赚其钱。</p>
<p> 显然，在这样有着两种相反力量出现的场合，供给和需求将自动达致均衡。</p>
<p> 乘坐海南航空公司飞机的乘客会发现：机上的乘务员几乎每次都会和乘客玩一种“拍卖机票”的小游戏，从一个低价拍卖某个航线的机票，叫价最高者得之。其实，为了增加游戏的乐趣和刺激性，海南航空公司不如换“荷兰式拍卖法”试试，肯定是既能够吸引眼球，也不会让航空公司赔本。</p>
<p> 2、 面值1美分的邮票价值连城是何道理？</p>
<p> 一枚英属圭亚那1856年发行的面值仅一美分邮票，居然有人愿出75万美元来求购。从大小和重量上来讲，它肯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物品了，这合乎道理吗？</p>
<p> 相信劳动价值论的人一定觉得这是疯了。但是，遵循边际效用理论现代经济学对此却很好解释：因为在市场上，一件物品的大小和它的价值没有丝毫联系。尽管有些人受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习惯于用劳动来衡量价格，还有些人习惯于用产品的成本来衡量它们的价格，但其实，一件物品的价格与成本并无关系，完全取决于顾客对其效用的主观判断。就一张邮票而言，它值多少钱不是看劳动，也不是看面值，而要看顾客从拥有这张邮票中获得了多大的满意度，愿意付出多少钱来购买它。</p>
<p> 说说那张英属圭亚那1856年的面值1美分的邮票的情况吧。当那张邮票在德梅拉发行时，那是当地的邮政局长仅仅在来自伦敦的邮票卖完后，出于应急才印的一些临时邮票。他使用的是普通的类型，抄袭了当地一家报纸上一幅小船的设计图案，再加上一句拉丁引用语。为了预防造假，局长大人又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加在了邮件上。就为了他这点努力和聪明，人们要花那么多的钱来买这张邮票，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但只要想到，这张邮票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最稀少的邮票，会有一些有特殊偏好的人物对这张邮票感兴趣并愿意出天价来得到它，它的价格就会扶摇直上。因为另外的一些人预知有人愿出高价来买它，就会通过拥有这张邮票的办法来进行安全投资以防止通货膨胀，从而让这张邮票产生“保值的效用”，并更加洛阳纸贵。</p>
<p>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世界上许多表面上看上去并无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价格会奇高了。</p>
<p> 3、“污染执照”</p>
<p> 就普通人来说，没有人喜欢污染。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污染就更加令人无法忍受。但天底下只有经济学家想到了要用“污染执照”的办法来减少污染——所谓“污染执照”，就是有些人和企业可以通过竞投标的办法来获得污染的执照，并合法排污。</p>
<p> 经济学家此举的前提是污染不可避免。当污染不可避免，就要考虑在一定量的污染情况下如何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那么，最好的办法不是限制每个企业的排污，而是在限定全社会排污的总量的情况下，通过竞投标的办法，让最有效率的企业去排污，自然地淘汰缺乏效率的企业，实现社会福利在既定污染下的最优。</p>
<p> 中国正进入科学发展时代，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等语汇快速成为热闹点击词，而“污染执照”的做法其实大可借鉴。</p>
<p><strong> 虚构的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科学”吗？</strong></p>
<p>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在算计，并且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进行选择。但是，许多人都反对这一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化学家们统统都反对经济学的这一假设。</p>
<p> 在《致命的均衡》中，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同样遭到了来自其他许多学科的专家的怀疑的批评。对此，经济学家斯皮尔曼的回答很精彩。他说，化学家做实验，实验对象不会和他争论，或诱骗他，因为实验对象跟人不一样。但经济学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可以忽略的例外)，因为如果经济学家们做实验的话，“被实验”的人们会和你争论，会欺骗，会提供假信息，你无法得出可重复实验的结果来。所以，谈论经济学科学不科学不能用是否可以做实验这样我们通常认为的“科学”的办法来衡量，而要用经济学自身的“科学”的评估标准来衡量经济学。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的评估标准呢？就是经济学的理论能否很好地预测结果，或者对实践有指导作用。</p>
<p> 经济学家假定人是高度有理性的，做事情时会追求实现效用最大化，这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家的一种虚构，并不表明经济学家是在阐述一种他认为和实际相吻合的人性观点。但为经济学家们必须这么来假定和虚构，为什么呢？因为理性人或者说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是最强有力的归纳和概括，其预测的实用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了。张五常讲的最痛快，你将一张100元的人民币放在街上，1小时后你看看是不是还在那里，据此你就可以知道经济学的假设是否正确，社会制度是应该按经济学的假设来设计，还是相反。</p>
<p> 不要以为基于不切实际的假定所构想的理论就不能预测未来、指导实践。事实上，物理学家设想了完全的真空以及无摩擦的飞机，结果却改进了飞机的性能。经济学家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样可以此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正是建立于这一基本假设之上，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戏剧性竞赛的结果印证了市场制度是多么地重要。</p>
<p> 呵呵。书中虚构的斯皮尔曼的话，其实可以找到来自于弗里德曼的文本。笔者几年前曾专门撰文介绍过，此不赘言。</p>
<p><strong> 为什么可乐与报纸要用不同的自动售货机来卖？</strong></p>
<p> 在城市的街头，大家会发现有许多制作精良、价格不菲的自动售货机用来出售可乐等饮料。与此同时，售报的自动售货机却简陋得多，有时你把硬币扔进去，结果一大堆报纸都跑了出来，还有的时候，报纸甚至是大摇大摆地放在那里。事实上，2002年，我踯躅在波士顿的街头时，就看到过这种完全敞开的售报机——报纸搁在哪里，您自己取就是了，旁边有个钱箱，自行投币。</p>
<p> 为什么出售可乐和报纸的机器会有如此不同？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是，人们对于物品的消费遵循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也就是说新增加的消费的效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衰减的。这个定理现在不学经济学的人也有许多知道的，但他们不清楚的是，经济学还认为不同物品消费的边际效率递减的速度和情况是不同的，并且与消费的时间有关。就可乐来说，一小时内喝10听可乐，肯定是一听不如一听好喝，边际效用递减得会很快，但如果买100听可乐在家里，并按一定的速度来喝，比如每天只喝一听，那么每听可乐的带来的效用并不见得会有多大差别。不过，对于报纸可就不同了，消费报纸的边际效率下降得飞快，并且与隔时消费无关，我们几乎可以说，一旦你得到一份今天的报纸，它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以及下个月，它立刻就没有什么边际效用了。</p>
<p> 有边际效用的东西人们就会保留以进行消费，而边际效用为零的东西人们将弃之如敝屐。所以，虽然人们的道德水平是一定的，但在购买饮料时一定不会象购买报纸时那样“诚实”。正因“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道理，出售饮料就要花大成本装备精良的自动售货机，而出售报纸时只需采用成本低廉的自动售货机就行了。</p>
<p><strong> 最优品牌数量问题</strong></p>
<p> 在《致命的均衡》中，有一位外系的女教授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牌子很不以为然。在她看来，众多的品牌造成了浪费，如果市面上只有一个牌子，不同牌子打广告所浪费的钱就可以节省。</p>
<p> 一种产品只有一种牌子的情况曾经存在过，那就是前苏联的情形；在市场经济下，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出现了一家超级垄断企业的情况。但哈佛的那位女教授要谈的是却不是这些特殊情况下的问题，而是在普通的情况下，她认为仅有一个牌子是节省资源的。</p>
<p> 类似的想法其实很多人都有。就在前几年，国家税务总局曾颁布过一个规定，禁止企业的广告费用超过一定比例，其原由之一便是担心广告造成浪费，这件事很大，弄得我专门写了一篇《广告使世界变得有效而不是浪费》，发表在公开媒体上，以正视听。我们再思想早年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会构出“计划经济”制度模式，其最早的初衷无非也是试图对于市场配置资源造成浪费的纠正。还有就是一直到今天，国家的权威部门时不时地会以反“重复建设”为名对企业投资进行控制，其内心中不也是象女教授那样为要减少浪费吗？</p>
<p> 可是，可惜了！所有这些美好的、自以为聪明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广告也罢，市场经济中的危机也罢，重复建设也罢，是市场高效配置资源时必须付出的成本，并非浪费。</p>
<p> 在书中，斯皮尔曼讲述了为什么多个品牌不是浪费的理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消费者的偏好是不同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私人企业想要吸引这些有差异的偏爱，并且满足其消费，就必须通过生产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这当然不免造成多样化的成本，特别是在大规模生产一种专门品牌可以取得规模经济的行业中就更是如此。至于成本是不是会超过收益，从而造成浪费你不用担心，因为最优的品牌数量，会由满足消费者不同偏好与多样化成本之间的均衡来决定，因此既不会多了，也不会少了。</p>
<p> 广告在品牌中所扮演的作用，则是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告诉他们你偏爱的产品在哪里，并节省消费者搜寻所偏爱商品的时间(消费者无需每次都去鉴定商品，只要认准品牌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固然是一种商业成本，但是广告也让消费者了解其他的产品，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并且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一句话，带来了消费者效用的改善，因此并不存在浪费。此外，广告还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其造成的结果是产品的价格降低了，而不是上涨了。</p>
<p> 再设想一下没有广告，没有商品牌子的极端情形，并且所有的产品都做得一模一样，又会如何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费更大的劲去寻找某些特定厂家生产的产品，因为我们知道不同厂家生产的外表一样的产品其质量是有差异的，结果我们付出了更多的搜寻时间，并且仍然需要借助于“牌子”(这个时候是厂家而不是产品的品牌)去确认所偏爱的产品，却还是得不到满意的产品，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呢！</p>
<p> 如果一个社会既禁止广告，也禁止牌子，并且所有的产品不光外表相同，内在质量也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一进商场，当然只能直接买了产品就走，那样的话，广告费到是省了，但社会的损失却一定达到最大的程度，因为，消费者的不同偏好完全不能被照顾到，消费者的效用完全不可能得到满足，全社会的福利也就会处于最低的状态。</p>
<p> <strong> 致命的均衡：自然没有飞跃而自杀是一种飞跃</strong></p>
<p> 《致命的均衡》其实就是想向世人讲述经济学家对资源配置、对人类行为的看法，并推荐最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制度方式，以上列举并阐述的不过是书中谈到的一些范例而已。除此之外，本书还有许多精彩的论断，比如，不要和律师谈天气(意指律师时间的机会成本高)、法律审判需要经济学家的界入(在同等公平的情况下追求最优效率)、“劣币驱逐良币”的格莱欣法则在商品上并不适用。</p>
<p> 不过，无论是我介绍到的范例，还是这些论断，我们在一些经济学随笔中偶尔也能读到，因此这并不是本书的独创之处，本书真正不同寻常的地方乃在于他将侦探小说的写法融入了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判。</p>
<p> 书中讲到，一位才华横溢、前程远大的名叫丹尼斯·戈森年轻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突然自杀了。原因似乎是哈佛大学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拒绝聘任他为经济学教授。紧接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委员会里投他反对票的两名委员相继被杀害。警察在案发现场找到了戈森未婚妻的手套……案件似乎指向复仇。</p>
<p> 但对于哈佛大学资历最老的经济学教授斯皮尔曼来说，自杀并不符合他关于人类行为的模型。他相信，个人在做出选择前是要做出边际判断的，是买得多点还是少点，搬到这里住还是搬到那里住，选择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多工作一小时还是休闲一小时，都非随意行为。正如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伟大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卷首语中写的：“自然是没有飞跃的。”相比之下，自杀却是一种飞跃。因此，除非人生效用对一个人来说已成为消极意义、或者说是负效用时，人才会理性地去选择自杀。但是，对于戈森这样活下去在生活中可以享受许多的年轻人，自杀之举无法从理性上得到解释。</p>
<p> 从怀疑而追踪，斯皮尔曼教授运用他的精湛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对世事的洞明，终于发现了犯罪的蛛丝蚂迹，并使犯罪者的事实最终大白于天下。</p>
<p> 命案峰回路转的关键与哈佛大学一位文化人类学教授、某学院院长丹顿·克莱格所著的《美拉尼西亚人的风俗习惯》的著作有关。在这本代表克莱格巅峰水平的文化人类学书中，他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研究圣塔克鲁兹岛的居民，其研究成果被认为推翻了前人确立的有关南太平洋岛民文化的理论。克莱格尤其详细描述了圣塔克鲁兹岛上整个货币制度和交易体系。他发现岛上的居民把羽毛做成的腰带当成钱币来用，为此他费劲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了这些腰带所表示这个岛上所有用来交易的商品的价格。举例来说，质量一般的独木舟的平均价格是950条腰带，但各个地区的价格有差异，从780条腰带到1100条腰带不等；山药，这种岛民饮食中的次要食品，一篮子的价格在4条到5条腰带之间。岛上的居民就以腰带作货币来进行交易、讨价还价，并且走遍不同村落，以确保他们用珍贵的红羽毛做了一笔最好的交易。</p>
<p> 斯皮尔曼就在阅读这些“精彩”描述时洞察到无法解释的悖缪，并嗅出罪犯的身影。</p>
<p>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价格可随意制定，其涨落无迹可循。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价格并不是任意的。相对价格——一件东西相对于另一件东西的价格，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而价格又会对这些经济力量做出反应。在克莱格精心调查的价格表中，山药是一种价格低廉的普通食品，对于家庭来说花费不多，而独木舟则是大件商品，买一个独木舟要花去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为追求最大的消费者剩余，每个购买独木舟的家庭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价以及讨价还价，所以同时期内独木舟的价格差异会很小；而在山药的支出上，一个家庭不太会在乎他的价格是高了一倍还是少了一倍，更不会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跑遍各个山村去寻价和讨价还价，所以同一时间中山药的价格差异相对会更大一些。但克莱格却信誓旦旦的告诉人们，这个地方山药的价格从4条到5条红色羽毛腰带不等，中间只有一条腰带的差异，价格差异25%，而独木舟的价格是从780条到1100条，中间存在着320条红色腰带的差异，价格差异高达41%。这怎么可能呢？答案只能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哈佛学者在造假，这本所谓经典之作是杜撰出来的伪书……</p>
<p> 知道2004年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汽车的持币待购吗？因为大家在等待汽车的进一步降价——显然，相对于昂贵的汽车价格，耐心等待是合算的。知道各家具商场的相同产品的价格为什么差异并不大吗？因为对于家具这种奢侈品，消费者必定跑遍全城，货比三家。为什么国美的老板会一跃成为中国首富？——因为他从事的是高档的家用电器连锁销售，他只要将高档彩电的价格下拉1%，消费者就会趋之若鹜，从而实现对整个市场的赢家通吃……</p>
<p> 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经济学实在是一门值得学习，值得研讨的学问。经济学的假设简单至极，看上去甚至不通情理，经济学的原理也非常简单，但就像大道至简的道理，要参透经济学，特别是像张五常前辈说的那样，只用三招两式就可解释清楚天下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却只有顶尖高手才能做到。</p>
<p> 至于用经济学破案，那却是天才如弗里德曼也没有做到的。但小说中的斯皮尔曼却做到了。何以如此？要享受故事中的细节，大概读者只好自己花点时间慢慢品书去也！在这里，我只引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句评语作为结束：“这本小说是如此令人如痴如醉，很难找到一种比阅读此小说更愉悦、更轻松的方法了。”</p>
<p> </p>
<p><font color="#ff0000" size="5">＜致命的均衡＞一书下载地址：</font></p>**** Hidden Message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12 13:32:36编辑过] 成本、机会成本、均衡这样的概念对我们这些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是再基础不过了，时常会听到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说法，自己也一直觉得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还是有所认识的，但刚刚读完的一本小说却让自己发现差距其实很远。阅读此书，仿佛被作者带着，走进了经济学的幕后，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读了一遍经济学原理，那些曾经只是因在书本上的概念一下子融入到了生活中。或许很多朋友读过此书并有独到的见解，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div> 《致命的均衡》是一本以“奇案中的经济学”为卖点的侦探小说，案情大致如下：哈佛大学某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主席丹顿?克莱格在他的人类学巅峰之作里使用了自己编造的数据，不幸的是这被经济系天才的年轻人——助理教授丹尼斯?戈森发现了。担心身败名裂的克莱格设下圈套杀死了戈森且几乎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但故事并没有结束，还是那些数据，让睿智的老经济学家斯皮尔曼教授识破了克莱格的阴谋，绝望的院长先生只好跳海自杀了。很显然，故事的情节并不十分离奇，真正吸引人的是书中对成本、机会成本、均衡这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精妙阐释。</div>
<div> 人的“脾气”是好是坏，我们一般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理学问题，要不怎么叫“脾”气呢？但书中却对人的脾气作了深入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不妨称其为“脾气经济学”：斯皮尔曼教授小时候一直不明白自己的裁缝父亲为什么在店里对客人的态度一直那么好，而回到家里对家人的态度却总是那么坏。当然，这对于成为经济学家后的斯皮尔曼先生来说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市场决定了服装加工的价格（当然这里隐含了服装加工水平相当这样的前提），对于顾客来说，相同价格条件下，良好的服务态度给他们带来的满足相当于服装加工之外的额外受益，而且对有些顾客来说这种自尊心满足的效用有时比起他为之付费的服务本身更重要。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饭店吃饭，特别是请别人吃饭，内容差不多的菜肴在一些服务细致周到、环境优雅的饭店会比一般的饭店高很多，但你会发现那样的地方同样门庭若市。老斯皮尔曼显然深谙此道：面对其他店铺的竞争，他必须努力克制自己的坏脾气，否则把顾客吓跑了，等待他的将是门前冷落。而对家人，他即使是乱发脾气一般来说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当然，我们在哪儿都尽可能不要发脾气）。对此，中国有句老话叫“和气生财”，说的其实就是这“脾气经济学”，无论你心里有多少不痛快，对顾客都必须笑脸相迎，因为消费者已经习惯于把良好的服务态度也当成是产品质量的一部分。</div>
<div> 当然，这并不是说商家的态度一定会好。比如老斯皮尔曼，他仍然有机会在顾客面前卸下伪装。比如因为特殊的情况使得找他做衣服的人排起了长队（极端的情况就是他垄断了这一地区的服装加工）或者他降低了收费标准，即出现需求远大于供给时，他就没必要再委屈自己。不过，这两种情况是有差别的，那就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老斯皮尔曼没有损失，也可以说他发脾气相当于提高了收费标准，而对第二种情况来说，他的坏脾气相当于把收费标准提到了原来的水平，老斯皮尔曼自己为自己的坏脾气埋了单。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老斯皮尔曼的收入固定，即他的收入与他的表现无关时。这种缺乏制度激励的情况，在我们以前的计划体制下应该说是司空见惯的。</div>
<div> 这“脾气经济学”背后是个均衡问题，以克制自己的脾气为成本，你可以得到良好的经济收益；而你选择以经济利益为成本时，就可以让自己的脾气得到发泄。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找出人们行为中的一系列均衡，直至此书题目所说的那种致命的均衡。比如点菜，你会花5块钱点一盘土豆丝，而花500块钱点一只鲍鱼。这巨大差异的背后是你对土豆丝和鲍鱼效用的理性评价。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成本、收益的均衡判断。因此，同一段路，下雨的时候你可能选择打的，而大多数情况下你宁愿挤公共汽车。而当把惩罚作为成本来考虑时，就离书中所说的那种那种致命的均衡不远了。我们现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贪污腐败问题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官员因贪污腐败问题而被查办的消息。从解放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一直到现在的胡长青、成克杰，他们都因为贪污腐败而送了命。对此，我们一般的观点是他们这样做不值得。确实，当被送上断头台时，结果已经明确了。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都不是傻瓜，他们的行为是依照十分理性的均衡分析做出的。毕竟，贪污腐败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常人无法企及的奢华生活，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享受所带来的效用满足是巨大的；而成本方面，贪污劣行败露的几率并不高，而且即使被起诉，他们仍然可以设法为自己开脱，减轻罪责，也就是说他们为贪污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是可以忍受的。因此，在贪官与法律的这个博弈中，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贪官们的期望收益至少大于零，而且可能很大。据此我们可以说，在他们作出贪污腐败与否的决定时，他们是理性的。然而，无论受到惩罚的概率是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总有人会被绳之以法甚至被剥夺生命，这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建立在期望收益上的均衡，对于贪官群体来说是理性的，但对个体来说却可能是个灾难。胡长青、成克杰等人的悲剧在此，克莱格院长的悲剧也在于此。</div>
<div> 对于克莱格院长来说，当年轻的丹尼斯?戈森找上门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向平静而高尚的生活只能是回忆了。戈森以他对经济学的敏感识破了克莱格院长在《美拉尼西亚人的风俗习惯》一书中编造数据的丑行，并以替他保持秘密为条件要他支持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评审中获得晋升。克莱格院长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立即开始杀人灭口的谋划。因为克莱格知道，这是勒索，而且只是个开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除非他除掉那个勒索者。他有几个选择：第一，它可以选择与戈森先生合作，但正如刚刚说过的，他将生活在一种心理极度不安定的状态之中，他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不能满足戈森的要求而被弄得身败名裂，这显然不是他能接受的；第二，他不与戈森合作，那他将直接失去多年的努力获得的声望和地位。显然他还要去寻找别的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他想到的是谋杀。于是他假意答应戈森的要求，然后在委员会的投票中不让戈森通过。他谋杀了戈森并制造出戈森因晋升失败而自杀的假象。他进而杀死了委员会中投戈森反对票的两位教授（因为戈森曾试图与这二人联系，克莱格无法确定这两个人是否已经知道他的劣迹），然后又成功地制造了戈森的女友香农为报复而杀死这二人的假象。事实上，克莱格成功了：警察认为戈森确实死于自杀，而香农也因证据确凿而被陪审团判处有罪。正如克莱格事前所谋划的，他消除了威胁，保住了自己的声誉，也没有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div>
<div> 但他最终还是被识破了，因为那些编造出来的数据还在。克莱格的书中说在美拉尼西亚人居住的圣塔克鲁兹岛上最贵重的商品是独木舟，质量一般的独木舟的价格从780到1100个货币单位不等，而山民们的一种次要食品山药每篮子的价格则在4到5个货币单位之间。问题就出在这些数字上。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价格是外生给定的。对单个供应者来说，任何使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行为会立即使其销售量下降为零。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水平差异以及运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相同产品在不同地方的售价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这种价格差异而大惊小怪，但价格差异存在的事实决定了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会积极询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货比三家”。询价是有成本的，比如在北京，即使坐公共汽车，跑三、五家商场去比价的直接经济成本也得十元以上，这还不算你损失的时间。因此，如果我要买一支笔，即使我知道某个地方有可能只卖三块，还是会在身边方便的小店为它花上五块钱甚至六块钱。也就是说，因为买笔机会成本的存在，我可以忍受100%的价格差异。但当要买一辆十几、二十几万的汽车时，相信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会认认真真的比价，有时甚至会跑不同城市去询价比较。因为汽车价格哪怕只有1%的差异，询价者就会有一两千块的收益，而消费者的询价成本并不会因产品不同出现多大差别，这时询价是有利可图的。人们在作出购买贵重物品之前“货比三家”的结果必然是这类商品在市场上的差价很小，而克莱格给出的圣塔克鲁兹岛上的价格体系恰恰与这个经济学常识相左，这正是戈森和斯皮尔曼对克来格数据产生疑问的原因。很显然，克莱格给出的圣塔克鲁兹岛上山药和独木舟的价格变化范围与经济学常识相抵触。</div>
<div> 当然，斯皮尔曼教授识破克来格的阴谋起始于他对戈森自杀的怀疑。在斯皮尔曼看来，戈森即使不能留在哈佛任教也不过是在面子上有所损失，但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方面，哈佛每年都会淘汰很多年轻人；另一方面，他仍然可以到一些相当好的学校去教书。因此，斯皮尔曼无法相信年轻的经济学家戈森会自杀，因为他这点面子上的损失和宝贵的生命相比太微不足道。</div>
<div> 说到这儿，故事就基本完了。尽管以马歇尔?杰文斯为笔名的三位杰出经济学家在书的后记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阅读此书仍让我们感到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当然，细心敏感的读者会读出更多的东西来。</div> ding 看看<br /> 看看 呵呵，感谢分享 <p>顶顶</p> <p>存</p> 非常好谢谢 经济学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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