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埠企业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扬弃
外埠企业（域外投资）在长春的发展问题，能够反映长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深层矛盾，关系到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总体上看，域外投资在长春规模不大，发展不快，说明域外投资在长春的生存空间仍然狭小，阻碍其在长春生根开花结果的一些体制性障碍并未取得根本突破。目前，域外投资在长春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和问题，如市场准入的门槛高、行政审批手续繁杂、管理主体层次多、服务意识不强、信息占有不对称等，说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从文化的视域看，又与长春历史文化传统，与旧体制所孕育的“官本位意识”及其导致的“权力情结”有着深层的渊源联系。<br/> 东北曾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历史中，多次扮演内容形式各异的“基地”角色。其社会类型体现为一种以开发供给为主要经济功能的，行政上组织体系庞大，调控结构严密的社会系统特征。它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条块相间，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对权力进行层级性配置，强调秩序、成规与一致性，是依靠政府统筹、行政命令、逐级管理的运作方式来保证社会运行的。东北文化曾受到前苏联文化建设模式很深的影响，由前苏联中转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正统、服从与统一。文化与当时的政治中心主义紧紧缠绕在一起，政治与官员角色相通，对政治的追求是与对官员的遵从相一致的，而官员又意味着权力，这样，级权观念以至“官本位意识”逐渐占据了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位置，对权力的崇拜渐成为一种大众的集体无意识。<br/>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自近代以来农耕文化慢慢酿就为吉林文化的底色。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弱小，需寻求一种力量来保护自己，在文化心理渴求上，便导向对权威的向往与膜拜。吉林又有长期、成熟的计划经济历史，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以政府的权力来安排包括从资源配置到产品销售、业绩考核等所有内容的经济生活，实际上就是一种官本经济。在当前中国渐进转轨的发展模式下，权力的作用、权力的意识始终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社会资源统辖的范围仍是相当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如果要从事经济活动，就不可能不与权力打交道。<br/> 域外投资在长春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实质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新要求，与旧体制下政府职能、作风、角色等权力范畴内那些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因素间所存在的不协调、不适应、不包容性的矛盾。因而要拓展域外投资在长春发展的空间，政府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必须有根本性的转变。要变管理型甚至官僚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明确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千方百计为企业、为市场提供优质服务，官员角色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即为责任和义务。当务之急，是政府需要坚定地退出某些领域，放弃某些权力，因为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准入的门槛就越高，那么官员寻租的机会也就越多，企业家欲发展自己的事业就不得不选择贿赂官员或绕开、突破规范，这是对市场规则、法制建设与道德规范等具有多重杀伤力的负面力量。<br/>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用复杂的制度设计来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制度与人的观念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人的社会行为起着引导和规定的作用。要从体制改革创新入手，设计出整体性规约与具体操作性相结合的制度规范。制度的设计越周详、越缜密，域外投资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少。并且，制度要求的底线要设定在效率目标上，要有相应的违规处罚，以疗治目前大量存在的拖而不议、议而不决的“权力懒惰病”。总之，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政府行为问责制，即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br/> 要使域外投资在长春发展壮大，还必须打破封闭自守的文化心志，拓宽渴盼与容纳域外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心理空间。处于相对于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文化边缘区域、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往往缺乏空间意识、比较意识和参与意识。农业文化、计划经济建设模式长期的影响与浸润，使人们的心理深层滋长出一种守旧的惰性，知足常乐，在惯性中维系着封闭中的自恋自守心态。这些内容在表面上看，似乎与经济活动并无直接联系，但是透过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应该洞见到，这些负面消极的文化因素实际上在无形中抑制和排斥着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与紧迫感，从而导致自我发展的漠然。当下，外埠企业在长春不冷不热的境遇，一方面说明我们尚没有远见地认识到其对长春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另一方面，你来就来、你不来我们照样能行这种自大的文化心态，也显现出我们在文化上的某种局限。域外投资，无论规模大小，从多年前开始进入长春市场，经过长期艰苦创业，打拼奋斗，许多人创下了基业。这里所含有的经验教训不仅对创业者自己，更值得长春人认真总结，因为它似一面镜子映出了长春的长处与不足，会给我们以丰富有益的文化启示。特别是这些外乡人的创业冲动、冒险精神、商业意识、市场经验、坚韧的意志、从小事做起的务实态度、精明细致的文化心理等，都是可以拿来改造重塑地域性文化的精神养料。比如从历史传统看，长春人做事很注重“名份”，某些新东西出现了往往先想到为其“正名”，以使之“名正言顺”。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常常在有意无意中将事物发展的空间限制了，将事物未来性的丰富含义简单化了。许多发达地区的做法是先干起来再说，边干边总结经验边完善，并且特别注意发现和培育现行体制之外的新事物和新做法。域外投资者在长春创业发展，在某些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上，有与我们历来的惯例不完全相合之处，是将其不加辨别分析地、简单化地“框”进我们的规矩、惯例内，还是意识到那里可能存在的与旧观念、旧体制相悖的市场经济新萌生的要素，继而在“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原则下，将此视为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启发点与切入点，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在此之前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经验，而这些却是中国发达地区历史上几乎都走过的历程。<br/> 域外投资在长春的生存与发展，是对长春开放程度与开放质量的检验，是对长春人改革开放胆略与能力的挑战。我们要将域外的投资者、建设者看作谋求物质财富的“双赢”的互利伙伴，而不是来此地分一杯羹的争夺者；是文化流动的“信使”，而不是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就要服从我的被管理者。即使说到“服务”，也是与我们平等互惠的合作者，而不是我们有意无意地从高高在上的位置出发去恩赐的对象。我们要确立自我发展而不是以自我肯定为价值导向的文化立场，有了开放的、多元性的、以自我变革的强烈需求为心理基础的文化支撑力、作用力，域外经济要素才会在长春有更为自由、更为广阔、更为良性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才能不断召唤和调动后续者来长春投资兴业的热情。<br/> （作者：长春市政协委员、吉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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