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我的老师严侨

人大办 发表于 2009-9-29 08:03:34

伟大人格  悲惨人生
——我的老师严侨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
    严侨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摘自《李敖回忆录》，标题系编辑所加）

人大办 发表于 2009-9-29 08:04:02

严正的理想中国
                              孙红英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字叔夏），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严（侨）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摘自《李敖回忆录》
“微笑5分钟”
       严正，严复的曾孙，严叔夏的孙子，严侨的儿子，一个留着小胡子、看上去很和蔼也很智慧的中年人。2月8日的纪念大会上，他虽然坐在后排，但他身上隐约晃动着的严复的影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月9日，严正陪同姑姑严倬云一起来到福州郎官巷严复故居。在严复的一张特写照片前，记者要求他停下来拍一张对比照片，他非常听话地站好，微笑。刹时，一片“像啊”、“真像啊”的感叹声，就连他的表妹也说：“太像了!”她笑着说：“站着别动。微笑5分钟。”他居然就这么站着，微笑，让记者们拍个够。他对人的亲善，与媒体非常合作的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10日上午，严氏一家动身赴泉州老家省亲前半小时，记者终于找到了独家专访严正的机会。

“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记者：您这次来主要是陪同您姑姑参加曾祖父的纪念活动。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严正：我来过福州四、五次了，整个城市的进步和软环境的改变是看得见的。先曾祖父的故居和墓我都看过，所以这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发现一些小的地方有了改善，比如原来我曾祖父坟墓那边的环境不是很好，这次改善了很多，鼓山下院我外曾祖父的坟墓环境也有所改善，故居这边也修缮得更好。可见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感谢。
        记者：人们说您是严氏家族中无论外表还是气质都有严复遗风。而您现在从事的不是社会、思想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是做企业，做传媒。您如何评价严复？
        严正：在中国长期被列强侵略的时代，先曾祖父救亡图存的思想是当时的一个骄傲。中国传统文化上有许多缺点，其中就有“文人相轻”。你要提出一个新的思想，要改革，在当时是很困难的。先曾祖父一直被很多人当成一个翻译家，其实，他那时是看到了西洋的进步，中国被欺侮的状况，认为中国应当改革、图强，但又不便直说，就把自己的思考借着所谓西洋的学说理论说出来。在那个时代，有西洋学说理论基础的东西，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为什么这么讲？”记者插问。）因为那时中国一直处于落后的境地，积弱已久，不少中国人都在思考为什么人家那么强，我们那么弱？ 
        深入研究先曾祖父的思想，有一点很明确——中国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有人问，当初为什么他主张改革，而后期又反对？其实，那时候我先曾祖父也是蛮矛盾的。当时知识分子部分有醒觉，部分还在维持着传统，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很低、知识不够，传统的封建思想、保守的观念还在压抑着中国人。要想在这中间取得协调，在矛盾中找出一条路，带着中国人朝前走，那是很难的。先曾祖父非常爱国，他希望找到一条路，所以忧心忡忡。他临终的时候，还为祖国的兴盛和繁荣而焦虑：“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若有象，莫忘告重泉。”—这是他写给我父亲的，他非常疼爱我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中国应该统一强大”
        记者：您父亲严侨是中国共产党派到台湾的。您是他的后代在台湾生活，一定承受了巨大的社会的、政治的压力吧？怎么看待您父亲的事？
        严正：我大哥李敖写的文章你们都看过了吧？那个年代，只要任何人戴上了“红帽子”，是六亲无靠的。小时候我是在孤儿院过来的，在那儿待了5年。我曾祖父在国外学了那么多年，回来应该是对中国有贡献的，但没有得到满清政府的重用，没被当回事。而他又一直希望中国好，所以忧心忡忡。他算是被那个时代牺牲掉的。我爷爷（严叔夏）当时也对新中国满怀希望，但新中国的领导对他也不是非常的……OK的（严正斟酌良久，最终无奈地用了一个英文单词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他是新中国福州市的第一任副市长，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又平反什么的。我觉得他也是新中国那个时期牺牲者。我父亲承袭了他的祖父和父亲的思想，非常希望中国好，所以他勇敢地去了台湾。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兵败如山倒的状况下，对他进行了非难甚至虐待。所以，他又是在国民党手上牺牲掉的。李敖说过：“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我想我们家已经三代为了中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记者：你称李敖为大哥，他跟你们家关系那么好，你们的观念和政治立场是不是很相近？
         严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他是学历史的，是历史学的专家。政治上，他有他的背景。他在作一些批判的时候，有他历史的背景和个人的观点。政治立场是不是相同，我不知道。但基本的爱国的心是有的，爱大中华的概念是有的，也应该是共同的。
       记者：作为严复的第四代孙，一个爱国者的后代，您怎么看待中国统一问题？
       严正：不带政治色彩地说，当然希望中国快点统一。因为中国一定要统一在合理的状况下，才能往前走。因为任何形式的分裂都会被国际拿来做文章，拿来做平衡我们的力量。这对我们的发展有削弱的作用。中国这么长的历史走下来，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包容性。在唐朝，都城长安分东西两部分，一边是中国人，一边是外国人，唐代小说中说的“昆仑奴”指的就是黑人，唐诗中谈到风花雪月的事有“笑论胡姬酒事中”——那时外国人与中国人就能够在长安共存了。还有一个现象，犹太人在亡国的过程中，往世界各处逃窜。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骄傲的，亡国了这么长时间，世界这么多地方没有人能够同化他。而据犹太人自己的文字记载，犹太人中有一支到了中亚就不见了。20世纪初一个很有名的考古学家斯坦因，他从丝路一路进来，到了河南，发现了犹太人在这里定居的证据，包括犹太人的羊皮经典和当地的建筑状况。他走访完后，说了一句话：“20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能把犹太人同化掉，而中国人把他们同化了！另外，在对各种宗教的态度上，中国自己有道教，外来的还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比如穆斯林，不要说西北了，就连南方像泉州，都有他们自己的寺庙、自己的神祗。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包容性，我们对民族、对宗教没有不包容的。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海，一个石头丢下去，一阵小波澜，然后归于平静。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只是一段时间里我们把自己封闭了，积弱太久，这是因为晚清时期，我们没有跟上时代激烈变革的潮流。中国应该强大。真的希望中国能够慢慢地重振汉唐雄威，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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