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花厅二三事

大明老秘 发表于 2009-4-16 10:39:24

我在西花厅二三事
赵炜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生前居住的地方。从1955年3月去那里工作到1994年7月离开，我在西花厅工作了近40年，其中有37年是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做秘书工作。我为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岁月在西花厅度过而骄傲。     在与周总理和邓大姐相处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他们的言传身教始终鞭策着我，让我受益终身。     初到西花厅     初到西花厅时，我的工作是在财经组当干事。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下面还有副主任，总共约有20多位秘书，每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根据工作性质，秘书又分为外事、财经综合、机要、行政几个大组，每个组都设一名干事。干事的工作就是为各个组里的秘书们服务，平时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接电话、找资料、收发文件或做一些秘书们交办的事。记得我来那天，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刘三源同我谈的话，后来也是他把我送到财经组的办公室。     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常人不一样。因为周总理的习惯是夜里办公，上午基本是他休息的时间，所以秘书们一般也都工作到很晚，上午各组上班的人很少，但作为干事的我却是一定要去的。由于西花厅的上午非常安静，所以稍有点儿大的响动就显得很刺耳。有一次我穿着皮鞋往后院走，由于鞋底有点硬，走起路来很响。卫士长听到后马上提醒我说：以后到后院最好不要穿皮鞋。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为了不影响周总理的休息，以后也就处处小心，走路办事尽量不发出大的响动。     初到西花厅的那几年，我在前院工作，我们有文件要往周总理那儿送也就是走到后院门口，把文件放到机要组或值班秘书处。因此，在到西花厅工作的前三年，我从没进过后院，更别提到周总理的办公室了。我进入西花厅后院是1958年。那年恰逢“大跃进”，全国各地每天都要报来大炼钢铁的报表，周总理对这些报表特别关注。为了让他每天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我们在他的办公室放了一块大黑板，每天更换新报的数字当时，填写报表的任务就由我承担。     因为给周总理填报表，使我有机会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周总理的办公室在西花厅后院正房后客厅靠西的两间，大概有四五十平米，门开在紧靠后客厅的西边。进到周总理办公室，首先见到的是一张能坐十来个人的长条会议桌，会议桌西边的南窗下放着一张挺大的办公桌。周总理的这张办公桌是五十年代初期很常见的那种两边都带抽屉的大写字台，深棕色，样式很古朴。这张办公桌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左边一排的抽屉上边有一个特制的小抽屉，里面安装了通往各个秘书房间的电铃按钮，周总理如果想叫谁一按电钮就可以了。办公桌的右边接了一个电话桌，上边摆着三部电话，两黑一红，红的那部是保密电话。办公桌前面的窗根下是一个保险柜，桌边是一张大椅子，平时周总理办公就坐在这张椅子上。除了这些简单的办公桌椅，办公室沿东西墙放置了一排书柜。周总理的书柜是那种很好看的传统款式，大约有一人多高，里面分三层，放书很方便，和他的办公桌挺协调。办公室靠北墙处，摆放的是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后面有一个小铁皮柜，上面放着一套《鲁迅全集》。     周总理办公室唯一没有摆放东西的地方就是一进门的南窗下。当年我每天就是在这里给周总理填报表，以便让他起床后走进办公室时最先能看到。     一次严厉的批评     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后来经过精简改为总理值班室。由于秘书的减少，值班人员不够了，我和丈夫赵茂峰就直接进入总理值班室承担每日24小时的轮流值班。从此，我的工作职责也逐渐从干事过渡为秘书。     我进入总理值班室以后，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周总理的一些指示及时传达给有关部门和同志，同时要把下面汇报的情况及时向周总理报告。为了不耽误工作，开始时由一位有经验的秘书领导我们工作，值班室也总结出一套工作方法：凡急事都立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请示；不是太急或比较复杂的事情就分门别类写成汇报条或报告，然后再请示周总理或等他批复。     那时候，每天送到西花厅的文件电报数不胜数，如果都送到周总理那儿恐怕他一整天也看不完。因此，我们值班时就要从这些文件和电报中选出最重要的或时间最紧迫的先送周总理批阅。如果周总理不在，就把文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因为周总理的习惯是回来后先翻阅办公桌上的文件。如果遇到特急文件或请示电话不能等，就得立即派人送到周总理外出处。说实话，当时在那么多文件中，哪些选送哪些不送，完全靠我们个人对事件轻重缓急的理解和比较来处理。有时一个人拿不准还要几个人商量斟酌一下。     周总理交办的事情除了一些口头指示外，更多的是查资料。那时候没有电脑，查资料很费工夫，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地址或一段话，我们不得不翻阅很多的文件、报纸或经典著作。不过这样也不错，通过为周总理查阅资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除了以上两部分工作，我们值班时还要负责承办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些会议的会务，有时也要出席有关部门的会议，回来后向周总理汇报。当然，在值班室接听电话更是一项常务工作——西花厅的电话特别多，有时一个人同时要接三四部电话，工作量之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周总理对秘书的要求很严格，向他汇报工作时，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因此，我们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从来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含糊其词的概念。说话要言简意赅，不能罗罗嗦嗦。通常我们对周总理交办事项的办理情况都要及时向他反馈：怎么办的，什么时间办完或为什么没办成等，否则周总理不放心还会把我们叫去细问。平时，周总理也总是鼓励我们多提意见和建议，他主张秘书要多开动脑筋多想问题，大胆建议。我至今还记得周总理当年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些秘书，不要光做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也要做创造性的工作，可以大胆提出政策性的意见嘛。”     周总理是一个办事极有规律的人，他在工作中往往会按照自己的习惯提出一些要求，如果秘书没按要求做，他批评起人来也十分严厉，有时根本不容人解释。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告诉童小鹏主任以后要把新来的文件放在办公桌的左边，童主任回来一忙就忘了向值班室的同志转告，因此大家谁都不知道这项新规定，把文件依然放在办公桌右边。第二天，正好是赵茂峰值班，周总理一进办公室看到文件没按照他交代的位置摆放就生气了，马上把茂峰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周总理说：“你工作有10多年了吧，为什么我交代了的事还不听？连这点事也办不好吗？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们都知道总理的脾气，被他批评时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都得先把批评“接受”下来，然后再回去向当事人传达，绝不可以当着周总理的面辩解说“这事我不知道”或“这不是我干的”。茂峰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那天周总理批评时他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一句话也没解释。谁知道周总理那天火气特别大，一直把茂峰狠狠批评了一刻多钟，弄得老实疙瘩也有点站不住了。茂峰出来后把周总理的批评告诉了童小鹏，童主任说：“这事总理交代过我，是我没告诉你们，跟你没关系。”     那次周总理对茂峰的批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教训，从此，我工作更加小心细致了。     严守党的纪律     和毛泽东主席一样，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办公。周总理夜里办公结束的时间没准，最早也要到凌晨两三点遇上事情多时，他就工作一个通宵。因为通常休息得很晚，所以周总理起床的时间也比较晚，正常是在上午八九点，有时睡得晚了要到中午才起床。     周总理一起床，西花厅忙碌的时刻也就来临了。先是秘书们忙着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有时实在要赶点，男秘书们还会毫无顾忌地把周总理“堵”在卫生间里。个人卫生搞完后，他就坐下来吃一点简单的早餐事情少时，周总理可以在早餐时享受十几分钟的清静；赶上事情多，周总理会让秘书利用这点进餐的时间给他读读大参考。     周总理办公时，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其他人不得进去，连邓大姐也很少进他的办公室。周总理在办公室打电话时，除非他允许，任何人不得留下。通常我们看到他接电话或者要打电话，就主动先退到办公室对面的卫士值班室去。但有时周总理会在打电话时摆摆手，我们明白，这是不用出去的意思，也许，他一会儿要把这件事交给某人去办。周总理对秘书打电话也有严格要求，他从不允许秘书在卫士值班室打电话谈他交办的工作，而是要求我们一定回自己办公室打。     “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我和周总理接触中常听他说的一句话。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误拆。     周总理对我们要求严，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周总理都是亲自写信封并封好，注明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周总理又要添加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周总理对下面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得特别清楚，在他的办公室里，什么事是秘书该做的，什么事是卫士该做的，他总是一点不含糊。有时，我们在办公室看到他的杯子里没水，很想随手拿茶杯添上点，但周总理却坚决不许，他说：“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儿，让卫士来。”在办公室的服务方面，总理从来不叫服务员，而是让卫士负责。周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办公完毕，他习惯于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还要把椅子摆放好。将近二十年时间我进过周总理办公室不知多少次，从未见过他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     总理教我开保险柜     周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就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周总理的钥匙是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只有出国时才交给邓大姐保管。平时，周总理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取放，至于里面放的是什么，连邓大姐都不知道。     “文革”初起那年，一天，我给周总理送完文件刚要走，“你别走，还有点事。”周总理叫住了我。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把从不离身的钥匙，问我：“赵炜，你会开这个保险柜吗？”我虽然没开过总理的保险柜，但这么多年大大小小装保密文件的铁柜子也不知开过多少次，心想开这么个柜子又能难到哪儿去，就说：“试试吧，大概没问题。”     “没问题？”周总理笑了，“给你试试。”说着他就把钥匙递给我。我拿过钥匙走到保险柜前，先端详了一下，就把钥匙插进锁眼按照开一般保险柜的方法试起来，谁知左转右转也没把柜门打开，急得我出了一头汗，我只好如实告诉周总理我打不开。     “怎么样，你不会开吧？”周总理抬起头说。“不会开。”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周总理走过来开始教我开保险柜，他指挥我动手，保险柜终于打开了。     “那里面有3个傅作义先生交来的存折，我昨晚带回来的，你算算看一共有多少钱。”周总理吩咐说。     我取出存折，把3个存折粗粗算了一遍，里面的钱还真不少，这是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的存款数字，在当时应该算是“天文数字”了。我感到非常惊讶。     “有多少？”坐在办公桌前的周总理问我。“不少，一共4万。”我回答。“4万？不对吧，你再算算，看是不是少了个零。”总理说。     我就认认真真地又算了一遍。这一算，我脸红了，确实是少了一个零，我可真没想到存折里能有那么多钱呀。     我告诉周总理是40万，这次周总理没批评我，他说可以理解，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嘛。     周总理告诉我，这些钱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傅作义怕让红卫兵抄走给国家造成损失，昨晚就交给他了。“你把这笔钱交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别忘了要个收条。”周总理交代我。等我关好保险柜站了起来，周总理又问：“你关好了？”“关好了，总理。”我回答得挺自信。“我就不信你能关好！”周总理说着就走到保险柜前亲自检查，结果他动了几下门就开了。“我说你关不好的。”周总理拿过钥匙，又认真地教我怎么把保险柜锁好，然后才把钥匙细心地收好。     自从在保险柜里取过存折后，我就会开周总理的保险柜了。但我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周总理已经去世我们是在清理他的遗物。可是，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周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心又很细的人，我猜是他在住院前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处理。 
（本文照片由赵炜同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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